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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櫃門正像一張張開懷大笑的嘴巴和眼睛，發明者這樣設計可並不僅僅是出於功能需要）。最後，球的頂部打破了整個的對稱關係，就像一束束鮮花，雖說有些難看，中間倒盛滿了各種儀器，在這臺裝置隨船透過感光區（即大洋表層陽光能穿透的水域）時，可用以記錄溫度、氣壓、光強和傳導率。

有人說這檯球形裝置像顆狀態不佳的蘇制人造衛星，可迦納卻為自己智慧的結晶取了個更響亮的綽號：“美杜莎”球。在科學考察的過程中，“美杜莎”果真名副其實，並非徒有神話之名。頭幾次用這臺儀器取樣，簡直是一無所獲。每次努力失敗後，迦納就會把它弄到甲板上的小屋裡，仔仔細細地檢查它與實驗室電腦控制器的每一個介面。祖博夫心裡於是只好這樣想，儀器就像軍隊已經換防，一下水就能隨船規規矩矩地遨遊了。

“美杜莎”真正幹活兒的時候——當然只是在狀態良好的時侯才這樣——必須根據其取樣範圍、依據準確的引數，在幾海里的區域內慢慢隨船前行，不管海洋狀況是否逆轉，可能會影響這種安排，或者儀器本身弱不禁風，就像小孩用紙牌做成的小房子，計劃都將如期進行。如果一切正常，“美杜莎”一次出海得到的資料就能超過其他儀器二十餘次出海所得到的結果。樣本更清晰、更準確，處理起來其效率也會高於迄今生產出來的任何一種別的取樣機。不過，只要有什麼地方出點小差錯，試驗就會失敗，日程上所排定的整個取樣計劃就可能被推遲甚至完全取消。

這類科學考察掌握起來很煩瑣，“埃克塞特”號上的船員們更是為此大傷腦筋。他們每年有兩百天都在海上，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神經過敏、固執己見，而且（通常）還暈船的科學家，也接收了這些科學家那些不堪一擊的破裝置。對這些習慣了機油和生鐵的人來說，他們那些一架架的硼矽玻璃器皿，還有精神分裂電子學什麼的，根本就不能博得他們的好感。假如沒別的緣故的話，迦納和祖博夫本該有天壤之別，迦納是個科學家，但很像海員，祖博夫是個海員，卻很像科學家。

他們在風暴肆虐的甲板上共同度過了無數個夜晚，他們一起搗鼓新玩意兒，想改進“美杜莎”，要不就對著船上走私來的酒那空空的瓶底兒發牢騷。他們之間無話不談。而且，不僅如此，祖博夫擺弄“美杜莎”時總是準確無誤，對此，迦納私下裡也十分放心，這樣他一點兒也不用考慮樣本的收集，卻可以一心撲在樣本的處理上。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海洋大氣署曾經給迦納撥過一筆研究基金，這筆錢現在大都投到一個由鈦和聚氯乙烯做成的大球上了，這個球體裝置這會兒正在他們腳下大約兩百英尺深的水裡遨遊著，隨著這一切，迦納現在感到心緒平靜，但這也只是隱隱約約壓住了內心的閒適而已。就祖博夫個人而言，他也知道，實際上只有蒐集樣本才是他們付出勞動的最好證明。另外，他也時常不客氣地提醒迦納，以確認所採集的正確資料本來都是他乾的活兒。

紅塵難捨（1）

自序

我想談談信件，它們在我的生活中有著深遠的意義。

四十多年來，我的母親在給她的父母和朋友的信中，真實地記錄了她的生活和我們家庭的經歷。我把這上百頁的、用打字機打的信件的副本當做母親留給我和姐姐的最寶貴的遺產，對有幸讀到這些信件的別的人來說，它們同樣珍貴。母親的信件——本故事從頭到尾都在引用——為這本書的創作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材料。而我父親在和母親六年的戀愛期間的信件也同樣為這部小說提供了珍貴的素材——這些信件包括繪畫、即興創作的詩句及表達狂熱愛情的篇章。我是他們愛情的結晶，從信上可以看出他們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刻；毫無疑問，正是這一事實造成了數年後我自己也捲入了這麼一種關係中去。

我和姐姐在長大離家以後，仍然在某種程度上保持著寫信的家庭傳統。我深深地感激羅娜·梅納德，她一直儲存著我同塞林格交往的那一年及以後的歲月中寫給她的信。過了二十多年再回頭讀這些信，我覺得它們就像是我在海邊拾到的漂流瓶。隨著一陣巨浪，18歲時的感情和話語又湧上心頭。

一部分信件記錄了我人生經歷中重要的一段，有四十頁左右，它們是我和塞林格從1972年4月到1973年8月的通訊。早在我見到這些信的作者之前，我已經愛上了他在字裡行間的訴說。塞林格的文字有時滑稽可笑，有時溫情脈脈，常常充滿智慧、學識和驚人的預見力，正是這些文字使我對他產生了強烈而持久的感情，即使在他從我的生活中退出之後，我對他的感情仍久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