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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胚胎中存活下來的胚胎。

最熟悉的陌生人（6）

不過，在比較罕見的情況下，兩個胚胎合為一體，一個孿生胚胎與另一個孿生胚胎合併，形成一種嵌合體。在希臘神話中，這類嵌合體擁有獅頭、羊身和蛇尾。與這類命名為凱米拉的怪物不同，人類嵌合體只有透過DNA檢測或血液檢測才能發現。這些檢測表明一個人常常有兩種血型。

但是，由於同卵雙胞胎血型相同，要從新生兒身上確定原來母體內是否有個同卵雙胞胎和她在一起，幾乎不可能。

保拉：我周圍是迷宮般的紙板箱，人顯得格外渺小。我不知道丈夫和我怎樣收集到這麼多廢品。書籍和裝滿舊衣服的垃圾袋四處堆放著，似乎召喚著人們去翻找、整理。

我們搬到布魯克林的新公寓才剛剛一個月。今天是我特意安排整理房間的日子。苦行僧的生活看起來挺不錯。我想象著自己有一套禪堂式的房子，裡面傢俱不多但很雅緻。然而，現實情況——尤其是我有個蹣跚學步的孩子——要比這亂得多。

這是2月裡的一天，天氣非常寒冷，人們撥出的氣依稀可見。儘管天氣寒冷，但我丈夫艾弗還是把女兒傑茜裹得暖暖的，用手推車把她推到附近操場上玩。這樣，我可以專心乾眼前的工作。我已宣佈在兩週後女兒過兩週歲生日之前，把這些搬家用的箱子全部清空。

給女兒過生日，不僅可以展現傑茜剛學會的走路和說話技能，還可以充作非正式的審判日。我們決定離開令人膽戰心驚的東村，搬遷到適合居家過日子的布魯克林斜坡公園時，我很清楚那些性情古怪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在傑茜的生日聚會上，那些來自東村的朋友將有機會參觀我們的新居，講些我們如何上當受騙的訊息。

我過膩了放蕩不羈的生活。作為記者和電影評論家，我經常出沒於電影試映、藝術節開幕式和深夜聚會等活動。結婚之前，我和我的室友以舉行喧鬧聚會而出名。參加這些聚會的人形形色色，有獨立製片人，有雄心勃勃的攝影師，還有搖滾樂樂師。我記得一次狂歡會特別熱鬧。正當一群全身戲妝的莎士比亞戲劇演員退場時，一位著名的德國導演和他的舞伴卻戲劇性地登場了。

艾弗和我曾經認為在東村養育兒女是冷靜的象徵。與其他不願在郊區（我長大的地方）撫養孩子的家長不同，我們以生活在郊區而自豪。我們通常乘坐公交車和地鐵，不再開著小車帶著傑茜四處兜風。傑茜經常到破舊不堪的湯普金斯廣場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而不需呆在後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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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論我們如何推崇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卻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即我們600平方英尺的公寓很快就會不夠用。這套房子位於一棟沒有安裝電梯的樓房內。我們打算將來某個時候給傑茜生個小妹妹或小弟弟，所以需要更多空間。在我們看來，斜坡公園以維多利亞式別墅和開明居民而著名，該地區房屋牆壁上的塗鴉少，樹木多，這些要比東村強。

聖誕前夕，我們搬了家，在火爐邊品嚐外賣的比薩餅，迎接新年。然而，身居此地，我最擔心自己可能成為老套的紐約人：斜坡公園媽媽。在東村，為人父母曾經讓人變得勇敢。在斜坡公園，我們彷彿是一群媽媽中計程車兵，每個人只要一聽到手推車上“小警官”的呼喊，就如同接到命令般馬上衝過來。在這個地區，孩子就是非正式入場券。這裡，人行道上擺滿了雙人手推車，咖啡館裡坐滿了餵奶的母親和憔悴的父親。

我曾努力在居家母親生活和自由創作之間找到平衡點，可是轉變角色比我想象得困難。偶爾，我會把髒尿布扔到一邊，給不同雜誌和報紙寫文章。寫文章不僅可以賺點外快，而且還可以確保我不至於將所有精力都放在做母親的瑣事上。

我在傑茜的書架上擺滿了她最喜歡的小熊維尼故事書和莫里斯？桑達克的作品。我想我們正在建設一個家園。在這個家裡，傑茜將有自己最初的記憶。我希望我們能給予她穩定的生活，如同我父母曾給我穩定的生活一樣。十幾歲時，我覺得他們生活得循規蹈矩，讓人感到壓抑。不過，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成長過程中，我可以指望父母給予我支援，如同我最喜歡的電視劇《布雷迪家庭》中的父母一樣。我可以指望媽媽捐款給學校烘烤食品展銷會，設計富有創意的萬聖節服裝，自願擔任童子軍的訓導。爸爸總是趕市郊往返列車，回家與家人一起吃晚飯。媽媽通常在下午6點準時做好晚飯。

我不會做飯，也不會縫紉，自然也對童子軍訓導不感興趣。我不得不承認，我不可能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