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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地記者，後定居上海。他返鄉探親時，總要為我帶回幾期《兒童時代》雜誌。撲面而來的書香，聞所未聞的故事，送來大上海那遙遠而神秘的氣息。拾風伯父還喜歡拉著我的手，一起吟唱宋代詩人李之儀的詞：“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受他的影響，我對上海也有了一種天然的情感。

近年來，我多次行走滬上。坐在金茂大廈的頂樓喝茶，外灘夢幻般的景象，總讓我回想起童年的往事，也感覺到《帝國的回憶》原版在反映中國社會演變的方面，似乎缺了上海這個主角。上海是牽引中國脫離封建帝制社會的火車頭。上海的變遷，不僅牽動整個長江流域，而且對於全中國的改變，都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利用去年赴美進修的機會，對《紐約時報》報道上海的電稿，有意識地擷取了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1908年五個時間斷面，組成一個專題序列，編入新版，供讀者觀察、剖析。

驅使我編纂《帝國的回憶》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我生長的城市與清末那段歷史有很深的牽連。內江地處成渝鐵路中段，是辛亥年間四川保路同志會鬥爭最尖銳的地區。1911年8月，革命黨人會聚內江，召開了著名的“羅泉井會議”，共商起義大計。9月，他們把暴動日期刻上木牌，投入江中，做成了俗稱的“水電報”，召集各路英雄會攻成都。朝廷震動，急調“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湖北新軍精銳進川鎮壓，致使漢口兵力空虛，造成調虎離山之勢，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端方行軍入川后，也在內江境內被刺死。如果說武昌首義成功是果，而革命之花卻開在內江。這一點也獲得了中山先生的肯定。

另外，內江還是黃花崗烈士、民國大將軍喻培倫的家鄉。喻培倫19歲離開內江，東渡日本留學，是革命黨中最有名的“爆破大王”。1911年4月27日，喻培倫參加廣州起義。他在胸前掛滿炸彈，率先衝進總督衙門，炸死、炸傷清兵無數。他為建立民權的中國流完了最後的血。民國政府為紀念他建立的“喻大將軍祠”，就坐落在我幼時居住的文英街上。我曾無數次懷著敬肅的心情走過將軍祠堂，對這位精忠報國的鄉黨充滿敬佩。那些做出驚天大事改變中國的人，常常不是什麼神仙皇帝，也不是裝模作樣的軍機大臣，倒可能就是一名排長，或一位怒髮衝冠的少年。

《帝國的回憶》自2001年由三聯書店首發後，獲得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好評，同時也有各種建議和批評。該書於2002年由臺灣遠流出版社在臺北出版，也獲得臺灣學界的關注與評論。這次再版，我們吸收和採納了各方面的意見，力求改進。為此，新版參考臺灣版註釋內容，對舊版進行了修訂與補充。另外，按照北京大學歷史系王曉秋教授的意見，追加了一篇反映蒲安臣外交活動的電稿。再者，追補了一篇記敘“大秦景教碑”的特稿。為核實細節，我還專程訪問了西安碑林。駐足碑前，仍能強烈感受到貞觀年間那“盛唐巨光，景風東扇”的宏大氣象，禁不住為我漢家文化之輝煌壯美而感慨萬千。最後，原版關於李鴻章在紐約接受記者採訪的內容，針對部分讀者的疑惑，複製了《紐約時報》原始片斷影印刊出，供讀者研究。這次再版，共刪減舊版8篇電稿，新增11篇，同時與出版社編輯一起選配了更多圖片。這些照片和圖片主要選自與文章同時代的西方國家報刊，出自西方記者之手的景像和現場實錄，更增加了該書的歷史感。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同一口碩大無比的“銷金鍋”。任何從外部世界傳來的東西，一倒進鍋裡，都會有化學蝕變發生。1000年前，基督教來到長安，變成了景教；1000年後，英語進入上海，也被改造成洋涇浜，而西式法院則變成了會審公廨，甚至連美國公使也變成了大清皇上的欽差。中華文明5000年薪火相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有大海一樣寬闊而包容的胸懷。這樣的特質，對於構建各種文明相容幷蓄的和諧世界，無疑具有十分珍貴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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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後記（2）

借再版之機，謹向臺灣遠流出版社的陳穗錚女士表示特別的感謝。陳女士治學嚴謹，為責任編輯期間，曾與我反覆討論、印證有關譯文和史實，令我深受教益。同時，向支援本書再版的當代中國出版社週五一社長和張永副總編輯，向為本書撰寫書評的陳克艱、周振鶴等前輩，向特別推薦本書的《南方週末》等報刊和###、段永基、池莉、徐靜蕾、趙原、陳文茜（臺灣）、葉國華（香港）等先生、女士，致以最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