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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阻攔；不久起義就擴充套件到所有的工業區，除了收割莊稼和製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來了。但是起義的工人也很鎮靜。他們並不是自己願意起義，而是被別人拖進去的；除了曼徹斯特的托利黨人柏裡一個人，廠主們都一反自己的慣例，沒有反對罷工。事情開始了，但是工人自己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固然，在不願意為了廠主要達到廢除穀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槍彈這一點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實施人民憲章，另一些人卻認為這未免為時過早，只要求恢復１８４０年的工資標準。整個起義就由於這些？因而失敗了。假如它一開始就是自覺的有組織的工人起義，那末它無疑地是會獲得勝利的。但是，不是自願而是被僱主趕到街上來的群眾，既沒有任何明確的目的，就什麼事也做不出來。

同時，在履行２月１５日的盟約方面連手指都沒有動一下的資產階級很快就明白了，工人並不願意充當他們手中的工具，他們離開“合法”途徑後的矛盾行為對他們本身是一種危險；明白了這一點以後，資產階級又回到守法的立場，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對那些由他們煽動起來又被他們逼著起義的工人。資產階級和自己的奴僕一起當了特別警察——在曼徹斯特，德國商人也參加進來，他們手裡拿著粗棍子，嘴裡銜著雪茄煙，完全多餘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揚威地踱來踱去；在普累斯頓，資產階級曾下令向人民開槍，於是這個自發的人民起義就突然既面對著政府的武裝力量，又面對著整個有產階級。本來就沒有任何明確目的的工人就逐漸散去，起義結束了，並沒有造成什麼嚴重的後果。此後，資產階級還幹了許多別的卑鄙勾當；他們表示厭惡人民的暴力行動，企圖這樣來為自己辯護。這和他們在春天所說的革命的話是很不？調的。他們把全部的罪過都推給憲章派的“煽動者”等等，雖然他們在挑起起義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憲章派多得多。他們極端厚顏無恥地重新站到承認法律神聖的先前的立場上去了。憲章派幾乎完全沒有參加起義的準備工作，他們只是做了資產階級準備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勢罷了，可是他們卻受到法庭審判，並被判了罪，而資產階級卻一無所失，在停工時期他們倒賣掉了存貨，獲得了利益。

這次起義的結果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斷然決裂。憲章主義者在過去也根本沒有隱瞞他們要用一切手段來實施他們的憲章：甚至不惜採取革命手段。資產階級現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變革對他們都是多麼地危險，他們不願意再聽到什麼“物質力量”，他們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好像這和物質力量的直接或間接的威脅是兩回事似的）。這是一個爭論點，但是後來這個爭論點由憲章派（他們和自由資產階級一樣地值得信任）所說的話消除了，他們說他們也不訴諸物質力量了。第二個爭論點，也是最重要的並且是使憲章主義恰好成為真正的憲章主義的爭論點，就是穀物法問題。關心廢除穀物法的是激進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因此，以前的憲章派就分裂成兩派，兩派的政治？則在口頭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實上卻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１８４３年１月的北明翰國民公會上，激進資產階級的代表斯特治提議把憲章這一名稱從憲章？會的章程中刪去，理由是在起義後這一名稱使人聯想到暴力革命行動。但是這一聯絡已？存在了好幾年，而斯特治先生過去並沒有認為必須加以反對。工人們不願放棄這個名稱，在表決這個問題時斯特治失敗了。這時，這位忽然變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帶了少數人退出會場，組織了一個由激進資產階級組成的“爭取完全選舉權？會”。這個資產者，不久前的雅各賓黨人，忽然對這種聯想感到如此討厭，甚至連普選權（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ｕｆｆｒａｇｅ）這個名稱也用另一個令人發笑的名稱——完全選舉權（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ｕｆｆｒｅｇａ）來代替了！工人們嘲笑了他，仍然沉著地繼續走自己的路。

從這時起，憲章主義就成為沒有任何資產階級分子參加的純粹的工人運動了。曾？要求過“完全”選舉權的“每週快訊”、“每週紀事報”、“觀察家”等等報刊都逐漸陷入一種和其他自由派報紙同樣無精打彩的狀況，它們擁護貿易自由，攻擊十小時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說來，它們很少有什麼激進主義的表現了。激進資產階級在一切衝突中都站在自由黨人方面反對憲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穀物法問題上，而這個問題對英國人說來不過是自由競爭的問題而已。因此，激進資產階級已完全處於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他們現在所扮演的是一個極其可憐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