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頁)

撫司，清除特務組織，看上去很有新氣象。

在設立四鎮的同時，大為可笑的是，弘光朝廷還天真地封早已剃髮降清的吳三桂為“薊國公”（人家已是清朝“平西王”）。在最關鍵的對外政策方面，無論是史可法還是馬士英，皆一心奉行“借虜滅寇”（“款清滅寇”或“酬虜滅賊”）的政策。

此舉，謬莫大焉。

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對於明王朝來講，除農民軍以外，清軍是最兇惡的敵人。早在皇太極時代，後金就打算與中原各幫農民軍瓜分大明朝，嚴禁士兵與農民軍“交惡”，很想混水摸魚，趁火打劫。多爾袞掌權後，得知李自成佔領北京，他立即派使者攜親筆信向“闖王”示好，表示要“並取中原”。只是李自成當時太過張狂，沒把遼東“韃子”放在眼裡。

後來，在漢人范文程等慫恿下，多爾袞終下決心，要趁亂入主中原，與大順政權一決高下。可巧的是，天上掉下來個吳三桂，這位爺把山海關拱手獻與清廷，聯兵共擊李自成，終於使多爾袞來到努爾哈赤、皇太極做夢才能到達的北京皇廷。

當然，以馬士英為謀主的弘光朝廷，最早提出“借虜滅寇”，不是出於對形勢的誤判，確實由當時資訊不靈所導致。他們認定吳三桂一心為明朝社稷，尤其是他率軍大敗李自成，在南明諸臣眼中，簡直就是“不貳功臣”。至於吳三桂已經獻出山海關、投降清軍的事，弘光君臣完全不知情。在這種情況下，馬士英提出，藉助吳三桂之力，聯合清軍打擊農民軍，並天真地認為此舉可以使清軍與農民軍在交戰中“兩敗俱傷”。同時，江北諸鎮明軍可以與左良玉等軍隊四下出擊，最終能進往山西，追堵農民軍的東下之師。取得階段性勝利後，再恃勝威武氣，與清軍討價還價搞談判，最終的目的，是送錢送物把這些大辮子們“請”出關外。

不僅僅馬士英這樣想，史可法、劉宗周這些正人君子也是如此想，他們皆認為“雪先帝仇恥”（即為崇禎帝報仇）最重要，所以“款虜不為無名”，借虜滅賊，誓要把農民軍消滅乾淨。可見，南明諸臣，沒有一個人清楚認識到當時最大的敵人不是“賊”，而是“虜”。

欲向江南爭半壁（8）

清軍佔領北京地區後，日子一直不太平。北直隸地區人民紛紛揭竿而起，道路阻塞，清朝統治岌岌可危。而在山東一省，清軍只有數千殘兵散勇，正規軍主力去追擊大順軍了，當地的清朝官員心急火燎，惟恐南明政權會乘虛而入。河南方面，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盜賊四起，清軍很難有效管制。

在這種形勢下，南明君臣沒有任何進取的動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喪失了趁亂收取山東、河南的大好機會。當然，朝內外幾個中下級軍官，比如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吏科給事中章正宸，都曾上疏，指出秋高馬壯之後，清軍肯定會控弦南指，飲馬長淮。他們都認為，清廷表面上聲稱為明朝報仇，實則“蓄謀難測”，提醒朝廷不可盲目仿效唐朝利用回紇軍隊平定叛軍的故事來麻痺自己，並語重心長言及北宋借金滅遼、南宋借元滅金的歷史教訓。可惜的是，南京朝中，無人聽信。

弘光政權的文臣們抱定“借虜滅賊”之心，武將們內心更怯，他們連農民軍都打不過，又怎敢與打敗農民軍的清軍交手！

南明朝廷逡巡猶疑之下，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一塊一塊淪入清軍之手。

事實上，清軍初取北京，已經是意料之外的大喜，大多數貴族皆主張在北直隸等地大肆屠戮一番後，飽掠而歸關外老巢。雄才大略如多爾袞，一直堅持皇太極以北京為都城的進取政策，但他當時最大的野心只想立足於北中國，與南明講和，劃江而治。但是，清廷內部的漢人走狗和在北京降清的明朝官員，紛紛上言，請求清廷一統天下，竭力張揚江南經濟漕運對清朝立國的重要性。特別是那些南方省籍的降臣，大講特講江南的民風脆弱，不堪一擊。所有這些“勸告”，最終使多爾袞下定了統一中國的決心。

當然，此時清廷屬下漢人文臣奴才眾多，遠非努爾哈赤時代動輒喊打喊殺的小邊酋味道。他們開始喜歡“禮尚往來”。先以多爾袞名義，給史可法發去一封書信，喋喋不休大講清朝為明朝“報仇”的“功勞”後，指斥南明諸臣擁立弘光帝是自找滅亡，恫嚇之意，非常明顯。

由於這份由漢臣起草的恫嚇書文采太好，筆者不得不摘錄全文（此文大概是降清的上海籍東林黨人李雯寫原稿，范文程親自潤色。括弧內文字系筆者所加，下同）：

清攝政王致書於史老先生文幾：

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