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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士英轉向立福王，其老友阮大鋮也出了大力。

阮大鋮受東林黨排擠多年，怨毒滿胸，常言“不殺盡東林，不成世界”，所以，他提出要擁立與東林黨有“世仇”的福王，並對馬士英表示：“向年福王（指老福王朱常洵）未出藩時，為東林人所排擠催逼，受‘妖書’、‘梃擊’二案種種誣陷，致使（鄭）貴妃、福王深受荼毒，今世子（指小福王朱由崧）在淮安，若迎正大位，以報舊仇，則東林可殺也！”此番記述，來自筆記《萬匱書後集》，有可信之處，說明了阮大鋮對東林黨的挾怨報復，可書中講馬士英似乎也深恨東林黨，實不盡然。

欲向江南爭半壁（6）

當時的馬士英，與東林系士人還沒有大的過節。而且，事情也不像許多筆記以及後來以訛傳訛所說的那樣，似乎都是講馬士英如何陰險，因為他認定福王好色昏庸容易控制等等。要知道，好色昏庸之君，並不一定好控制。

正是因為馬士英手下幾位武將的轉舵，才使得這位冰雪聰明的文臣轉向，由原先擁桂王繼位，改擁他原本並不看好的福王。老馬身為鳳陽總督，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個總兵，本來是他手下將領。承平之時，幾個武將僅僅是幾條大狼狗而已。但混亂年代，凡事都本末倒置。

在此，一定要講一講明朝的監軍制度。

說起監軍，特別是明朝的監軍，受電視劇的歪曲誇張影響，大家都首先會想到太監監軍。其實，明朝文臣監軍系統，非常發達，與太監監軍彼此制約。也就是說，在明朝，並非公公們在軍隊獨大。明代文臣監軍有四級——總督、巡撫、巡按以及兵備道。

從景泰年間開始，侍郎以上文臣出任總督、巡撫時，都會帶一個“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的銜位，這樣，有“憲臣”之名，更能張大其事，顯示威權。掛上“紀檢”名義進入都察院體系，文臣在軍，自然可以盡彰“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的事權。最初，總督等文臣還非“文帥”，很少直接指揮戰役，他們主要是協調、監督和考核將領們的業績，彈劾失職行為。總兵、副總兵、參將、遊擊等武將，他們才真正負責各級的軍事行動。由於監軍文臣系統又有總督、巡撫、巡按等相互牽制，宦官監軍另成一系，所以明朝軍隊系統由一龐大的監軍網所籠蓋，誰想單獨一方染指都很難。從前大太監魏忠賢手可遮天，卻因為明朝這種軍隊監軍體系，他也沒能輕易掌控軍權。

特別是自明仁宗開始，“以文制武”逐漸成為常式，加上內閣制度的形成，武將地位日益低下。這一點，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形態。太平年間，君王當然要猜忌手握重兵軍權的武夫，而士大夫階級深受儒教陶冶，一般不會弄出興兵犯上的事情。特別是嘉靖以後，衛所制度解體，兵源主要來自“募兵制”，如何管治職業僱傭軍人，如何控制武將使兵士成為“私兵”，明廷只能加強文臣等監軍的力度。

明朝前期，各地總兵還能與總督、巡撫分庭抗禮。成化以後，總督稱“軍門”，到達地方後，巡撫、總兵等大小官員均要謁見，總兵官有事相呈，要“甲冑行跪”，即使是各地勳臣，對總督也要“旁門庭參”。張居正當國時，大將名宿如戚繼光、李成梁，均向這位文臣自稱“門下”、“沐恩”、“小的”，一口一個“萬叩頭”、“跪稟”，十足凸顯出文臣威風。

所以說，有明一代，“以文制武”策略行使最佳，基本上沒有武將造反的可能。依據這種文官監軍的制度，總督等監軍文臣不僅可以對總兵等各級武將黜陟進退，甚至對所轄的地方軍政大員，均有監督考核權。所以，按常理，馬士英這位鳳陽總督手下的幾位總兵，其實應該是指哪打哪的武夫而已。

但是，勢異時移，崇禎帝已死，大明朝已亡。兵荒馬亂，一切的一切，有時候就會呈現順序顛倒的情況。內有綽號“胎裡紅”（應該是“胎裡黑”）的宦官盧九德出手，外有手握大矛槍的軍頭響應，馬士英左思右忖，從本人利益出發，一改初衷，他不經與史可法協商，立刻以鳳陽總督和三總兵名義，正式向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遞表，表示擁立福王朱由崧。

韓太監倒很“民主”，邀請南京諸臣集聚自己家中，把馬士英等人的“公開信”給大家看。愕愕之際，眾人只得唯唯。亂世之中，手中無兵，文臣們只能聽天由命了。

不僅文臣如此，山東總兵劉澤清本來與東林系一起支援潞王繼位，聽說三鎮總兵擁立福王，立刻轉向，表示全力支援福王。

東林魁首錢謙益聽說此事，瞬間腦子轉了十萬圈，很快也表示贊同。

這樣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