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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當權,白崇禧、薛嶽與張發奎當然都會受到排擠,造成這些參加指揮湖南決戰的將領們,既得不到足夠的兵力與軍火補給,又不敢完全相信上層的情報與命令,因此薛嶽只有憑藉自己的獨斷,來進行作戰。這樣何應欽也就更有理由懷疑薛嶽等人的忠誠,不敢把僅有的一些武器與兵員,放心交給將領們運用。而當時的薛嶽,卻是最需要這些作戰的力量來進行決戰。
在史迪威在中國參加權力鬥爭的運作之後,蔣介石開始懷疑兩廣將領的忠誠,是有事實根據的。當時的廣東將領李濟琛的確在衡陽戰事最為緊急的時刻,向美國提出推翻蔣介石的建議。他表示他正在與西南八個省的軍政領導人聯絡,只要美國支援他的行動,他就會發動政變,推翻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同時山西的閻錫山(第二戰區的司令長官)也早在壓力之下,與日本進行妥協的安排,所以中國僅有的一點戰力,還受到政治傾軋的考量,不能全力發揮。
而在戰略的佈局上,薛嶽是低估了日軍採取孤注一擲作戰的實力與決心。這次日軍動用的兵力,已是歷次長沙會戰的三倍以上,整個作戰的戰線,覆蓋整個湖南北中部,但薛嶽連原有的兵力都未得到適當補充,他在作戰縱深的安排更是不夠。如果他把決戰的地點安排在衡陽以南,而非長沙附近,同時要把更多的部隊部署在湘江以西,而非傳統的湖南東部山區,這樣日軍在東邊的主力攻擊就會撲空。而在湘江以西,華軍主力可以得到更多的空軍掩護以及複雜地形的保護,有效牽制日軍戰線的側翼。事實上,日軍進攻衡陽主要的補給線,是由武漢經洞庭湖及湘江的水運。薛嶽若是能夠在衡陽以南佈置決戰大軍,並且在湘西部署重兵,以進行截斷日軍湘江水運的作戰,在美軍戰機的優勢戰場阻絕攻擊下,應該可以嚴重摧毀日軍的補給系統。這樣一來,日軍很可能會在衡陽會戰中,遭到兵力更大的華軍抵抗,補給線也更為脆弱,橫山勇能否贏得衡陽會戰,反而真的大有問題了。因為在衡陽作戰的日軍,幾度因為補給不濟,被迫吃樹皮草根,戰場運動又遭到美國空軍的壓制,造成重大傷亡,迫使橫山勇曾經打算放棄對衡陽的進攻。蔣介石當時也在內外交迫,人人自危的狀況下,失去指揮全域性的權威與信心。在整個衡陽會戰的過程中,蔣介石不敢完全相信部屬(這時究竟誰是史迪威的內應,誰會參加推翻蔣介石重慶政府的政變,誰都沒有把握),造成薛嶽、白崇禧、何應欽以及蔣介石自己,都涉入衡陽作戰的指揮,如此分散的指揮系統,如何能夠集中有限兵力,作出有效的運用?當然,假如史迪威能夠扮演一位稱職的中國戰區參謀長,能夠了解中國戰區決戰的勝敗,關係亞洲的戰略全域性的未來安排,而不是躲到緬甸叢林去打突擊戰,硬要投入所有的中國戰略預備隊,去為他自己進行緬甸原始山區的作戰,而不能回是中國戰區解危。這樣中國戰區的戰局也會有決定性的不同。假如史迪威能認真執行其中國戰區參謀長的職責,面對這場大決戰,做出正確的判斷與全域性作戰部署的策略,其實他是可以在歷史上留名的。他若事前提出中國戰區面臨決戰的警告,要求美國迅速大量增加對中國作戰物資的援助,增調美國空軍支援中國戰區,放手由陳納德指揮空軍,以及全力支援蔣介石將精銳的遠征軍回防湖南,參與衡陽決戰,那麼整個戰局的結果必然完全不一樣。日軍若在衡陽遭到慘敗的打擊,整個中國戰區的局勢必成為日軍的夢魘,日本很可能會提早考慮投降與和談。不但不必蘇聯參戰,美國也不必對日本投擲原子彈了。
以整個戰局分析,假如當時盟國的領袖,能夠把長衡會戰當成盟國在亞洲大陸的主力決戰,看成是同盟國可以利用的歷史機會,以擊潰日軍在亞洲大陸的主力,那麼盟國可以提前展開亞洲大陸戰的攻擊矛頭,直接擊潰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戰略行動。這樣不但可以減輕盟軍在南洋以及太平洋地區所受到的軍事壓力,日後也無需接受蘇聯參戰的勒索,甚至會提前迫使日本投降,而減少雙方軍民的傷亡。所以面對衡陽會戰這樣一個事關重大的會戰,盟國應該在接到情報之後,就擬定一個跨戰區的緊急軍力動員計劃,全力優先支援陳納德指揮中國戰區所有的美國空軍作戰;同時至少能夠增派二百架最新的P…51野馬式戰機,與一百架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給陳納德全權指揮。盟軍飛機必然可以徹底的炸平日軍在漢口、岳陽、到長沙的軍需補給中心,以及完全封鎖長江、洞庭湖與湘江的日軍補給航道'14'。在此狀況之下,不但日軍從武漢到衡陽的補給線將會被盟國空軍炸到柔腸寸斷,造成前方部隊根本動彈不得(當時進攻衡陽的日軍,就在陳納德有限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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