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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各自留有對付對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時，仍然有著相互鬥爭的地方，也分散了實力。

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在共產主義開始發展的時候，不是中國選擇共產黨，而是共產黨選擇了中國。因為在蘇聯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之時，中國只是一個封閉與落後的農業國家，她根本就沒有工業化的社會結構，也沒有資本家與勞動階級的對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興趣，多數來自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中產階級，人數極其的有限。

但是蘇聯共產黨政權，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若要生存發展，最佳的戰略佈署，就是設法讓中國與印度赤化。以這兩國土廣民眾的國家，作為顛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最佳橋頭堡，列寧的名言：“從莫斯科經北京、加爾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這個戰略的生動說明。何況蘇聯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繼承了帝俄侵略中國的大東北與大西北的基業，建立了西伯利亞的戰略空間，更想進一步的控制中國的蒙古、新疆與東北。蘇聯共產黨當然不會忘記，它與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政府有著不共戴天的歷史仇恨，以及為爭奪東北亞戰略地位的利益衝突。

所以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動地對中國示好，列寧居然慷慨地表示，要考慮歸還帝俄時代對中國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動撤銷帝俄時代，對中國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條約＇1＇。蘇聯一方面在當時中國分裂的勢力之中，尋找利益代理人，曾經支援過西北軍的馮玉祥，也設法與廣州的國民政府建立關係，更重要的是，蘇聯一方面也決定全力輔導成立中國共產黨，以在中國推動“無產階級革命”。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於上海（這一年正是蘇聯正式併吞外蒙古，準備建立傀儡政權“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正式的黨員只有五十三人，參與開會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蘇聯的第三國際共產黨代表馬林（Maring）主控會議，推舉陳獨秀為總書記。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所主要關心的議題，是如何在中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以與蘇聯共產黨共創一個全球性的無產階級專政之社會，而非從復興中華民族與其歷史之觀點，進行建設富強之中國的歷史大業。

15。4　國共的合作與分裂

不過由於中國當時並沒有工業化，也就沒有資本主義剝削工人階級的嚴重問，因此中國共產黨很難利用勞工的力量，進行發展。因此在蘇聯第三國際的直接指導之下，中共主動與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進行多次的接觸與協商，希望能夠達成國共合作，以加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而當時的國民黨，正處在致力消滅割據軍閥，對抗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剝削的時期，極需外來的幫助，蘇聯以提供政黨組織、運動群眾、建立黨軍、提供經費與武器的條件，在一九二三年與國民黨達成國共合作的協議。中國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黨政軍組織與架構，充實了共產黨的黨政軍功能與力量，建立一個有全國性軍政力量的政黨。

也就是得到了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的黨政軍力量迅速的得到強化，聯俄容共之後的國民政府，組織力量大增，眼見軍閥割據的勢力，已經面臨人心厭倦，力量耗竭的崩潰地步，於是它決定在一九一六年發動統一中國的北伐。國民黨的軍政力量，在北伐之中，出現了勢如破竹的凌厲戰果，打得軍閥勢力潰不成軍，但是國民黨內部，以及與共產黨之間，也立刻面臨如何共處，以及如何處理所獲得戰果的大問題。

到了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剛攻下長江以南的地區，其內部就爆發了寧漢分裂的危機，同時也就引爆了國共間的重大歷史衝突，國民黨在南京的勢力，決定在當年的四月十二日採取清共的政策，接著在武漢的國民黨也決定與共產黨分裂，國共之間的武裝衝突也就無法避免。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共人員主控的一些國民黨部隊，以朱德、賀龍與葉挺為首的軍隊，在江西南昌發動兵變，與國民政府決裂，建立獨立的武裝部隊。

接著在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全面清算陳獨秀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而由瞿秋白出任中共領導人，宣佈全面脫離國民政府，而獨立進行革命路線。之後中共各股的力量，設法在廣東、湖南等地進行武裝革命，十一月十七日，由澎湃所領導之中國共產黨在廣東的海豐與陸豐地區，正式建立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從此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國內部，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與新的國家。

由毛澤東在湖南首創的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轉戰於湖南、江西后，與朱德的部隊在江西井岡山會師，建立了紅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