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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最大的困擾，就是如何與軍方的意見達成協一八七年，日本明治維新首腦人物伊藤博文與山縣有朋，決定模仿普魯士的強兵政策，建立直屬日皇指揮的“皇軍”制度，接著一八七八年日本又成立了獨立的軍令最高機構參謀本部，日本的軍部就逐漸發展成為新的太上政府，有些重現日本過去的幕府大將軍，以日皇名義秉政的局面，只不過是以軍部的形式出現而已。當時日本軍臣與人民，其實都很習慣於“軍人干政”，因為七百年來，日本幕府大將軍秉政的制度，就是軍人干政的制度。明治維新之後，幕府大將軍是交出了干政的大權，但是新的軍部，其實又在遙控甚至是主導著政局，加上強國必先強兵，爭取海外資源與市場是引進工　業革命、建立產業資本制度的成敗關鍵，因此明治維新基本上展開了日本的新軍國主義的發展。

2。3　主導日本政略發展的大陸政策

在過去的歷史中，日本對於自己“資源有限”無法發展成為一等強國，而且必須步步為營，避免與大國直接衝突，以防自己國家遭到傾覆，可以說是有著無限的恐懼情結。日本深知中國的資源豐富，市場廣大，因此日本錯誤的認為，只有主宰中國，日本才能走出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意識。而如何經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就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舉國一致的對外目標。所謂的大陸政策，當然就是如何侵略中國的日式說法而已。於是如何能夠操控與主宰中國，以得到日本發展與競爭的所需資源與市場、確保它能擁有富國強兵，威震東亞與世界的基礎，即所謂建立一個“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國，成為當時日本朝野一致的國家政略共識。

只是日本對於如何完成這個政略目標，政府與軍方有著方法與路線的爭議，其中強硬派主張模仿普魯士的方法，以軍事力量為主，直接對中國進行侵略與統治。溫和派則主張，由於中國實在太大，因此難以直接用武力征服，不如模仿英國式的策略，運用經濟、政治與外交的手段，加上軍事的威懾，而將中國的市場與資源，設法納入日本支配的範圍。

甲午戰爭是日本這個征服中國夢想的初試鋒芒，結果明治維新之下的日本，以工業化的基礎以及舉國團結一致的力量，擊敗了中國虛有其表的北洋派系。日本完成兩千年以來對中國作戰的首次“大勝”後，它是竭盡所能要屈辱中國與劫掠中國。因此在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eseki；1895）中，日本以極其高傲的姿態，窮極貪婪的野心，不但取得所有帝國主義剝削與壓榨中國的特權，同時要求中國賠償二億兩的白銀2，以用來建設“富強的日本”，並且要求中國割讓對朝鮮的宗主權以及遼東半島與臺灣的領土，這是日本千年逐鹿中原夢想的開始。不料因為日本的佔領遼東半島，與帝俄在遠東南下，攛取中國不凍港的戰略利益，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日本在俄國聯合德、法的壓力下，被迫放棄佔領遼東半島（由中國增加賠償三千萬兩白銀給日本，以“贖回”自己的領土），但是遼東半島仍是日本準備侵略中國大陸的地緣橋頭堡，日本當然不會真正甘心放棄它所覬覦已久的大餅。一八九八年，李鴻章在中俄密約之下，將東北權益交給俄國，以聯俄製日，結果是種下日、俄在遼東半島歷史大決戰（1903…1904）的主因。日、俄之戰，是日本以傾國之力，進行孤注一擲的戰爭（英、美都站在支援日本的立場），結果雖然是日本戰勝俄羅斯，但在國際強權都要瓜分中國市場與資源的壓力之下，日本無法如願以償的獨佔遼東半島，它只能取得經營中國東北南滿鐵路的特權，及大連、旅順的租界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與帝俄開戰，但是在戰勝國的主要戰利品中，竟然是取得一系列佔領與剝削中國領土和利益的特權（中國根本沒有參與這場戰爭），可見日本謀中國之深，以及西方帝國主義手段之狠毒。

對於日本而言，侵略中國既然已經成為明治維新的對外一致國策，因此日本會設法利用一切的機會，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一九年日本利用義和團事件，與國際強權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取得在中國天津到北京的駐屯軍權力，以及又一大筆的“賠款”。一九一二年日本企圖利用滿清政府瓦解的機會，策動滿蒙獨立，準備佔領中國的東北，但是在俄國強烈的牽制下作罷3。

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軍推翻滿清王朝，一九一二年中國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同年，日皇明治逝世，大正即位，此時日本面對另一次歷史發展的機遇，就是中國革命所帶來的機會。雖然中國的革命軍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民國，但中國的民主政治，一時根本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