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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很不高興。弗蘭克？　Zappa是否知道他是在敲布倫海姆宮殿的門，而這所宮殿是馬爾伯勒公爵的祖屋？ 弗蘭克回到了轎車，從此沒有在莊園錄過音。 1972年整整一個夏天，我們的鄰居試圖關閉我們的莊園，錄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們的一個鄰居老覺得他能聽見音樂無法入睡，一直呼籲拒絕我們晚上錄音的申請。如果我們不能在晚上錄音，那麼同其他錄音棚相比沒什麼優勢，樂隊將不會從倫敦跑過來。 我們同這鄰居展開了秘密的戰爭。在錄音棚裝好一堆錫罐，拴住底部的長繩延伸到馬路，我們就整夜坐在籬笆旁，抓住長繩，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過時發出的沙沙聲。但是我們得注意鄰居，當聽見他過來時，我們猛拉繩子，讓錄音棚內所有的罐子在哐當作響，無論音樂家在做什麼，他們都必須立刻衝進莊園，開始裝作喝咖啡，鄰居所能看見的是一群人圍坐在餐桌旁。或者當他開始報警時，相同的把戲也會產生效果，警車快到時，我們立即拉繩子，幾次錯誤的報警後，警察就不再來了，但是這個鄰居仍然阻止我們晚上錄音的申請。 當保羅和琳達來莊園錄製《被通輯的樂隊》時，我們依舊在玩這套把戲。那已是6月，夜晚安靜卻悶熱，茉莉花香穿過田野。琳達？麥卡特尼一直開著錄音棚的門呼吸新鮮空氣，我在門口放哨，偶爾聽見一點點音樂，我就跑回去關門。當我回到籬笆邊時，我聽見琳達？麥卡尼拉開門大喊：“誰一直在關這該死的門？”幸運的是，我們的鄰居那星期沒有出現。 一天前門鈴響，一對老夫婦站在那裡，他們問我是否和那位鄰居——索特爾先生相處不快，當我們告訴他們索特爾是唯一反對我們的鄰居時，他們告訴我們索特爾當初也是這麼對待他們的。他們當時想改建旁邊的穀倉給老媽媽住，但是索特爾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們給了他500英鎊，索特爾先生就撤回了上訴。 “他就是要回扣，”夫婦倆說，“有人應該教訓他。” 第二天我帶了微型錄音機，把一隻麥克風插在襯衫裡，順便去看望索特爾先生，問他是否能撤銷上訴，否則我將有破產的危險。 “嗯，我這些申訴造成了巨大的開支，”他說，“如果你支付開支，我將考慮收回。” “多少錢？”我問。 “5千英鎊。” “這可是個大數目，”我說，“你一定請了個律師事務所打這場官司。” “是很貴，”索特爾先生說。 “那我是否應該給你的律師開張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錢給我就行了。” 我答應會考慮他的要求，當天下午就寫了封信給他，裡面有複製的錄音帶，建議他最好撤訴。從此我再也沒聽說過他，莊園也允許在晚上錄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裡舉行了婚禮，我剛滿22歲，克里斯蒂只有20歲，去年5月我們才認識。我仍然還儲存著一張婚禮前發出的請柬，上面寫著：“克里斯蒂和我決定結婚，我們認為這是舉行聚會的好理由。屆時有一頭烤豬提供，所以請過來搞定；‘腳手架’樂隊將進行演奏。” 莊園的一大好處是可以在這裡舉行完美的聚會。我們有樂隊，幽深的庭院，裝有古代壁爐的大房間，還可以去河裡游泳。&nbsp&nbsp

7。它叫《管鍾》，我以前從未聽說過（1972…1973）（2）

我喜歡享受聚會的樂趣，聚會是在維珍生活的重要部分。畢竟，如果招待員和經理們面對面地相會，如果有問題他們就更願意互相幫助，同樣地店員會認識唱片公司的職員，等等。在維珍我們經常舉行員工聚會，常常在週末遠離工作，這樣人們能真正發洩情緒。這些年裡，雖然聚會越變越大，但是主題通常還是一樣：整晚無所顧忌地玩鬧。在一次聚會上員工們把我赤裸裸地銬在旅館外的欄杆上，我設法用磚頭敲掉了手銬，然後拿著消防水管衝進了餐廳大肆噴水，自那以後布萊頓和樸利茅斯附近大多數的旅館都拒絕我們入住。 我們的野餐婚禮是一場盛宴，參加的有全村居民、維珍全體員工和當時的許多搖滾樂隊。婚禮那天始終有特別的事情，當我們在教堂等待克里斯蒂到來時，一輛大型拖車開始沿著小道向我們擠過來。沒有人知道怎麼回事，一個瘦小的老夫人穿著藍色套裝，戴著藍色帽子，從裡面爬了出來。 “我來得不算太晚吧？”奶奶大聲叫喚。 她的轎車在牛津被拖車撞上了，所以她押著拖車司機帶她來參加我的婚禮。 父母送給我們一輛漂亮的老賓利車作為結婚禮物，配備著紅色皮座椅和胡桃木儀表盤。克里斯蒂的伴娘是她的妹妹瑪麗爾，我的伴郎是尼克，在婚宴上很顯然他們間產生了某種“化學反應”，然後那天晚上他們就去了莊園裡的一個房間。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