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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話，那就是在太平歲月裡活得太滋潤，太舒服，太過溫飽，太過豐裕的唐朝人，一種排遣時光的浪漫了。

當時，這三位詩人，都在風塵未遇之時，詩名是有的，功名卻未必。因此，也沒有私家車，可以自駕出遊，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或哪家文學雜誌社打秋風，借用他們的公家車。這樣，詩人們在西市集合，出春明門，任由蹇驢馱著，在飛舞的雪花裡，在透著格外清新的冷空氣裡，往郊野蹀躞而去。

也許一路走來，有些累了，也許本來就沒有什麼一定之規，只不過文人雅趣罷了。恰巧路邊有座旗亭，便跳下驢來——自有人為你拴好牲口，進得店中。唐朝到了開元年間，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大富足的狀態之下，以至像這類官道上的驛站，都免費向過往人等提供食宿便利。

不過，終究是文人的緣故了，多少還有一點瀟灑，還有一把風流。當然，他們屬於進京待考的舉子，非今天那些沒著沒落的北漂一族可比，是可以亮出身份，掏出官牒，享受這種優渥待遇的。但無論怎麼說，他們已是小有名氣的詩人，便額外付了點銀子，討了個雅座，要了一壺河東桑落酒，把杯弄盞，興高采烈地開始談天說地。文人在一起，能有什麼別的話題呢？無非誰寫得好，誰寫得壞，無非誰寫得不好，偏派紅包要大家說他好，無非誰寫得很壞，居然恬不知恥地搗弄到一個什麼獎之類，屬於言不及義的閒扯而已。

正當他們三位高談闊論之際，忽然，幾輛應該稱之為軒的高蓋馬車，停在旗亭外邊，頃刻，人聲笑語，喧然而來。詩人們望眼窗外，只見一行人，悉皆麗服盛妝，奢華曳冶，花枝招展，燦若桃李的妙齡靚女，加上若干她們的跟班聽差之流，進到店堂之中。聽她們的口風，毫無疑問，這班歡場人物，顯然也抱著與詩人同樣的心思，步履出鬧市，踏雪望終南，尋求一份野趣而來。

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開元年間，說來不長，卻也不短的29年間，大概算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最好年月了。惟其難得，所以杜甫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總也忘懷不了。這之中，除了物質因素外，更憧憬的，或者更神往的，則是開元年間那種難得的浪漫精神。

惟富足，才有可能浪漫；惟太平，才有條件浪漫。而整個社會能夠浪漫起來，有得浪漫，可以浪漫，是建築在相當長時間的國泰民安上的。

若是兵荒馬亂，疲於逃命，路有餓殍，民不聊生，大概很難有強烈的創作衝動，肚子都吃不飽，還能有心思作詩嗎？餓得前胸貼後膛，想風流也是風流不動的，杜甫在這方面最有體會了。在三年災荒期間，作家幾乎沒有什麼作品拿出來貢獻給大家，也是一個雄辯的證明。應該說，文學也好，藝術也好，只要趕上一個相對平穩，相對溫飽，而且，相對來說還是不怎麼苛虐文人和藝術家的年代，總會有一個長足的進展，庶幾無負於這個大時代。

其實，這三位詩人，準備一捷科舉，拿得進士名頭，溫習詩書，勾留長安，偶爾興起，踏雪郊遊的這個冬天，還只能算是“開元全盛日”的初始時期，好日月還在後邊呢！

可文壇的盛唐氣象已經顯現出來了，像李白、賀知章、王維、孟浩然等名氣更響的詩人，他們的作品，不僅為宮廷慕名，為帝王矚目，甚至連日本、朝鮮、雞林、西域各國，都不惜重金收購，視若瑰寶。那時的中國詩人，要比當下中國的小說家神氣一些，不是他們巴結外國的漢學家，而是外國的漢學家跟他們猛套近乎。就看李白那首《哭晁卿衡》中他與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呂的交往，便知大概。

這時，旗亭裡又走進四位絕姣好、絕豔麗的女子，毫無疑問，她們才是這次歡場人物聚會的主角。一時間，竟十分熱鬧起來。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令詩人目蕩神移，鬟香鬢影，秀色可餐，遂不覺沉醉其中。可男歡女笑，打情罵俏，視覺上享受，聽覺上痛苦，坐了一會，終於也打算離開了。

唐朝的歌手（2）

沒想到有人提議，值此良辰美景，何不請這幾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領，唱上幾首從教坊裡傳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宮廷的，屬於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屬於樂坊，也有名角；而在民間的，屬於唱班歌社，便是大眾娛樂了。

這三位詩人，王昌齡居長，便在閣子裡低聲對高適、王之渙講：此輩不知我們是誰，既然要歌，必歌時人之作，這倒不失為對吾輩之詩一次難得的評斷機會。到底要看看這些歌手，會唱出些什麼來。

說話間，音樂聲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