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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的與機械的：詩是一種表現，嚴格的與音律相關聯；散文是一種表現，不求音樂的規則，但從事於極有變化的律動。但是，以詩立論，這種分別顯然的只足以說明‘韻語’，而韻語不必是詩，是人人知道的——韻語實在只是一種形式，是，也許不是，曾受了詩感的啟示。所以韻語並不是根本問題；它不過是律動的一種類而已，抽象的說，它只是個死板的、學院的規法。這種規法永沒有為散文設立過；所以，散文與韻文沒有確定的不同。我們不能不追求‘詩’字的更重要的意義。

“……詩與散文之分永遠不能是定形的。無論怎樣分析與規定韻律音節，無論怎樣解釋聲調音量，也永遠不會把詩與散文的種種變化分入對立的兩個營幕裡去。我們至多也不過能說散文永不遵依一定的音律，但這是消極的理由而沒有實在的價值……。

“詩與散文的分別也是個物質的；那就是說，因為我們是討論心靈上的東西，這個分別是心理的。詩是一種心靈活動的表現，散文是另一種。

“詩是創造的表現；散文是構成的表現……。

“創造在此地是獨創的意思。在詩裡，文字是在思想的動作中產生出或再生。這些文字是，用個柏格森①的字，‘蛻化’；文字的發展和思想的發展是同等的。在文字與思想之間沒有時間的停隔。思想便是文字，文字便是思想，思想與文字全是詩。

“‘構成的’是現成的東西，文字在建築者的四圍，預備著被採用。散文是把現成的文字結構起來。它的創造功能限於籌畫與設計——詩中自然也有這個，但是在詩中這個是創造功能的輔助物。”（Herbert　Read，English　Prose　Style．）

律動的不同是我們從詩與散文中可以看得出的，但是這個不同不能清清楚楚的對立，因而詩與散文的分別便不能象Sym－ons那麼專拿律動作界碑了。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裡也說過：“詩是比歷史更鄭重更哲理的，因為詩是言普遍真理的，不是述說瑣事的。”他也說：“詩人應為神話的製作者，不是韻律的製作者。”這都足以證明，詩是創造的，不專以排列音韻為能事。這樣的看法有幾樣好處：一、因為我們知道詩的成功在乎它的思想、音律；而且這音律與思想是分不開的，我們便容易看出什麼是詩，什麼不是詩。設若詩中的音律不是藝術化的，而只是按一定的格式填成的，那便不是詩，雖然它有詩的形式。試看“無室無官苦莫論，周旋好事賴洪恩。人能步步存陰德，福祿綿綿及子孫。”（《今古奇觀·裴普公義還原配》）便不能引起我們詩的狂喜；其實這首詩的平仄字數也並沒有什麼缺欠；若只就律動說，這裡分明有平仄抑揚，為什麼它還是不能成為詩呢？這便是韻語與詩之分了：凡有音律的都可以叫作韻語，但韻語不都是詩；詩中的律動是必要的，但是這個律動決不是指格式而言，而且詩中的律動必須與詩的實質同時的自然的一齊流蕩出來。好詩不僅仗著美好的律動，思想與文字必須全是詩。詩的一切是創造的；韻語只是機械的填砌。

在前面，我們用律動說明了所引的《長恨歌》等三段的所以不同。現在，我們明白了用律動分別詩與散文還不是絕對的。那麼，我們試再讀那三段看看。不錯，我們還覺得它們的律動不同；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那一段散文也有它的律動。況且，我們如再去讀別的散文，便覺得散文的律動是千變萬化，而永遠不會象詩那樣固定；所以，不如說這散文與詩的分別是心理上的，而律動只是一部分的事實而已。同時我們也看得出：散文不論怎樣美好，它的文字是現成的，決不會象詩中的那樣新穎，那樣表現著創造獨有的味道。

二、我們這樣說明詩與韻語之別，便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爭執——如詩的格式應如何，詩是否應用韻等。照前面的道理看，詩的成立並不在乎遵守格式與否，而是在能創造與否。詩的進展是時時在那裡求解放，以中國詩說，四言詩後有五言，五言後有七言，七言後有長短句，最近又有白話詩，這便是打破格式的進展。白話詩也是詩，不是白話文；有格體音律的詩有些並不能算是詩；這全憑合乎創造的條件與否。好的律詩與好的白話詩的所以美好可以用這一條原則評定，而不在乎格律的相同與否。詩人的責任是在乎表現，怎樣表現是仗著他的創造力而全有自由，格律是不能拘束他的，我們隨便拿兩首詩來看看：“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涼州詞》）這自然是很美了，但是象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