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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正好趕在德國人入侵阿爾及利亞前到達了奧蘭，迅速坐船去了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費利克斯看了很多遍《卡薩布蘭卡》這部電影，他甚至將自己在這座城市的經歷與博加特的表演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他幾乎難以將事實與虛構故事分開來。他記得自己會不時到卡薩布蘭卡的碼頭，希望知道何時能找到去里斯本的船隻。他還記得自己與里歐·卡斯特利的會面和交往，後來里歐來到了紐約，成為一流的現代藝術品交易家。其實同費利克斯一樣，里歐也是透過巴西簽證才得以安全離開。數月來，費利克斯一家都在試圖找到去里斯本的船隻。“當時去里斯本的船並不多，而且也很難坐上這些船。”費利克斯說。但是在1941年年初的時候，他們全家終於坐上了去里斯本的船。在他們眼裡，里斯本就像天堂一樣美妙，那裡有足夠的電力，城市到了晚上還是燈火通明。“我覺得這就是最美妙的時刻，在那裡我確實覺得自己已經從世界的一邊來到了另一邊。”他這樣描述著自己到達里斯本的心情。費利克斯進入了一所法語和葡萄牙語的雙語學校讀書，但是幾個月後，德國人似乎將要攻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進而切斷進入地中海的通道。

要離開歐洲的時刻終於來臨了。“由於我們還是希望能去美國，因此我們去了美國領事館，在那裡排隊等待配額。”費利克斯告訴《紐約客》的記者，“這與梅諾蒂的歌劇《領事》中的場景如出一轍，要等上個七八十年才能輪到我們。”費利克斯認為，部分原因在於“政府部門的人不希望太多的猶太人進入美國，因此我們很難得到簽證，等待的時間也會非常漫長”。

由於所剩的時間越來越少，費利克斯一家決定使用那個不太常見的巴西外交簽證坐船去里約熱內盧。這段橫穿大西洋的里程始於1941年3月17日，共歷時兩週半。當時他們心裡七上八下　，因為不知道自己到達里約熱內盧後是否會被遣送回歐洲，就像一些去巴拿馬、古巴甚至美國的猶太難民的遭遇一樣。但是里約熱內盧敞開胸懷接納了費利克斯一家。“當地人非常認可我們的簽證，因此為我們的到來鋪上了紅地毯。”費利克斯說。這簡直是又一個奇蹟。

在里約熱內盧，他們再次試圖弄到去美國的簽證。這次等了15個月。在等待期間，費利克斯在當地一家學校就讀。在那裡，他開始踢英式足球，並培養起了對騎馬和跳桑巴舞的愛好。“我被桑巴舞迷住了，我愛上了這種音樂、這種文化和這種節奏。”社交上相當保守的費利克斯說道（這顯得有點不可思議），“這是我追憶在巴西那段歲月的一種方式，當時就是這個國家給我們這些難民提供了避難所。”斯坦·格茲和喬·吉爾伯圖的《來自伊帕內瑪的女孩》一直是他最喜歡的歌曲之一。在1942年6月，費利克斯和家人最後終於得到了美國簽證，他們坐上了從里約熱內盧到邁阿密的DC…3飛機。但是出於“軍事問題”或類似原因，這架飛機在加勒比海的特立尼達島做了一個意外的停留。費利克斯回憶說：“當時我們心想，‘天哪！難道我們就要困在這裡，然後被遣送回去嗎？’”　最後，在特立尼達島停留了幾周後，他們坐上了另外一架去邁阿密的飛機。他們終於成功了。

費利克斯的逃亡開始於1935年的維也納，　1942年結束於紐約。他為這次出逃付出了巨大努力，這使得非暴力世界觀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費利克斯往往會對事情的結局持極度悲觀的態度，他在金融方面也非常保守，完全不像那些投資銀行的同僚們那樣喜歡出風頭。“我對金錢的大部分理念都源自1942年，當時我和我的家人奮力讓自己先納粹一步越過了西班牙邊境。”他在1976年對《紐約時報》的記者們回憶從前那些往事時說道，“我在旅館的房間裡花了整整一晚上將金幣裝入牙膏管裡。我們家曾經非常富有，而這些金幣是我們所能帶出來的全部家當。從那時候起，我就覺得人能永遠擁有的財富就是裝在腦子裡的東西。”到1983年《紐約客》評論他時，這條宗旨被總結成了：“這次經歷教給了我財富觀，這也是難民的財富觀。從本質上說，對人唯一有用的是能放入牙膏管裡的東西或是能裝在腦子裡的東西。”對於歐洲那些富裕的猶太家庭而言，如此漫長而複雜的旅程並非史無前例，而更典型的則是去納粹集中營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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