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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半，他在拉扎德投資銀行辦公室裡給阿爾茲切爾發了封電報：“等待著你的訊息，期待能很快見到你。向大家問好。皮埃爾·戴維－韋爾。”但是好幾周過去了，皮埃爾始終無法坐上從里斯本飛往紐約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里斯本的泛美航空公司高管們告訴皮埃爾，可以為“緊要業務旅行”提供“優先權”，皮埃爾於是請求阿爾茲切爾向華盛頓的朋友們尋求幫助，讓他能“被列入華盛頓制定的乘客名單”。但是“優先權”名單在不斷增長，皮埃爾每次都被擠了出來。阿爾茲切爾向他發來電報，讓他直接與機場代理商聯絡，以獲得更高的優先權。“我讓這些延誤攪得心煩意亂。”皮埃爾這樣描述當時的狀況。

5月17日，在里斯本耽誤了接近兩個月後，皮埃爾終於使用短期旅遊簽證來到了紐約。幾乎在同時，阿爾茲切爾開始為皮埃爾及其家人—皮埃爾43歲的妻子（貝絲·哈茲）和他們的兩個孩子（10歲的米歇爾和7歲的依蓮妮）還有貝絲母親（71歲的加斯頓·哈茲夫人）的永久移民簽證而奔走。皮埃爾已經到了紐約，住在第57街林蔭大道上的瑞茲城堡旅館，但是他的家人仍滯留在法國。

為了幫助皮埃爾獲得移民簽證，阿爾茲切爾開始尋求多方面的幫助，其中不僅包括杜威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亞瑟·巴蘭廷，還有他的妹夫赫伯特·雷曼—他已連續9年擔任紐約州州長。阿爾茲切爾請求雷曼向美國國務院移民簽證部主任佈雷金瑞吉·朗寫信以幫助皮埃爾。這封給朗（後來很多人指責他對猶太人向美國移民橫加阻撓）的信件的目的“僅僅是吸引他的注意，以便讓你不必透過常規途徑，進而快速達成目的”，阿爾茲切爾在給雷曼寫信時說道，此外他還向妹夫表達了皮埃爾的謝意。

但即使是雷曼也沒能起到多大的幫助。1942年8月22日，美國國務院簽證部主任向皮埃爾和阿爾茲切爾兩人傳送了函件，通知他們簽證的“初期稽核結果並不理想”，此事上報給了部門間簽證稽核委員會做進一步稽核。在皮埃爾同意的情況下，委員會邀請皮埃爾在9月18日做一個面談。皮埃爾的親自出面加上阿爾茲切爾和巴蘭廷的陪同最終起到了作用。10月10日，美國國務院簽證部主任向阿爾茲切爾傳送了正式檔案，皮埃爾一家人的移民簽證得到了批准，而且美國在尼斯和蒙特利爾的相關官員都已得到此通知。阿爾茲切爾終於將不可能變成了可能。皮埃爾可以自由地留在美國，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也可以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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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節：1　大　佬（25）

但是4天后，皮埃爾的妻子和孩子們又遇到了困難。貝絲·戴維－韋爾電報通知丈夫皮埃爾，法國當局已經禁止他們離開尼斯。貝絲有意延誤了離開法國的最後期限，因為她希望能夠幫助自己的兒子—米歇爾同母異父的兄弟，他雖然不是猶太人，但是他加入了法國抵抗組織，因此被納粹分子逮捕。阿爾茲切爾趕緊向美國國務院發函，看是否能改變法國當局釋出的阻止皮埃爾家人離開法國的禁令，但是這根本無濟於事。雖然他們擁有大量的財富，而且還獲得了眾人渴望的美國簽證，但是皮埃爾的妻子和孩子們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他們在餘下的戰爭歲月中不得不東躲西藏。在被禁止離開法國幾個月後，貝絲和繼子們“急急忙忙”地離開了戛納。據米歇爾解釋說，當時是因為米歇爾的祖母（比利時人）的名字“列在將被逮捕的外國猶太人的名單中”。米歇爾和女家庭教師一起坐火車離開戛納。在火車上，他靜靜地聽著其他乘客的反猶太言論。“我並不是傻瓜。”米歇爾這樣說。尼斯的一些同情他們的人向他們提供了偽造的證件，然後皮埃爾的家人就使用這些假證件搬到了一位朋友—韋利伯爵夫人的家裡，化名為瓦特爾（與韋爾的首字母相同）。他們一家在伯爵夫人家裡住了好幾個月，然後這位伯爵夫人幫他們找到了一所待租的城堡式房子。雖然這座房子非常舒適，但是房子裡沒有自來水。他們在那裡待了兩年，從1943年復活節一直住到1945年復活節。有關米歇爾的官方檔案顯示，他當時名叫“米歇爾·瓦特爾”，出生於亞眠（而不是巴黎），他的出生日期也與實際日期不一樣了。

儘管在東躲西藏地過日子，他們一家仍留下了女僕和男管家。米歇爾在戰爭年代裡幾乎不去上學了。“這真是妙極了。”他在多年後說道，“我們當時非常開心，就像是在度假一樣，我還讀了很多書。”他讀的書中包括福樓拜、司湯達和紀德的作品，但這只不過是小孩子驅除恐懼的一種方法，事實上他們時刻面臨著危險。他們的父親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