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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阿登納捍衛了他自己的觀點，也熱情維護了他的朋友。對這

個擁有崇高聲譽與地位的老頭，無論是新總理艾哈德，還是基督教聯盟黨都

是無可奈何。

不過，形勢發展證明阿登納有關艾哈德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

的預言完全正確。艾哈德的勝利多因於他在經濟方面的成功，他的權威也僅

因於選民的擁戴，一旦真正執掌大權，他外交上猶豫不決、政治上優柔寡斷

的個性很快暴露出來。艾哈德在爭取本黨支援、協調各種矛盾、駕馭各種困

難形勢等方面的能力遠不如阿登納，他不僅沒能擺脫阿登納時期內政外交的

困境，反而使各種矛盾大大激化。他面向大西洋的修復政策同樣未能適應形

勢的發展變化，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威信越降越低，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

主黨的聲望卻不斷在上升。

1964　年11　月，長期重病的前外交部長海因裡希·馮·勃倫塔諾去世了。

這對阿登納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讓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悽傷，他失去了一

位志同道合的戰友。從二次大戰結束、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立以來，阿登納和

勃倫塔諾就密切合作，阿登納曾對勃倫塔諾寄予過莫大希望，稱勃倫塔諾為

“我的政策得以繼續貫徹的必要保證”。現在勃倫塔諾卻先他而去，阿登納

不能不感到莫大悲痛。他去參加了勃倫塔諾的葬禮，其後一直情緒低落，直

到1965　年初，他去了法國，見到了戴高樂，並接受了法蘭西學院隆重授予他

為倫理學和政治學院士的榮譽，他的心情才開朗得許多。這次去法國，報界

評論說他在法國“紅得發紫”。在這種恭維客套之辭中，他感受到法國人的

極大誠意，併為此十分愉快。

1965　年1　月5　日，阿登納度過了他八十九歲的生日。在幾天前聖誕節的

講話中，阿登納就已經表露出他對世界形勢的極大憂慮，況且人到這個年齡

對本人來講也沒有什麼值得慶賀的，就好像是做展覽，他希望不搞大型慶祝。

生日這一天，他只接受了基民盟在小範圍內對他的祝賀。在他心裡有更

多的事還等著他去操心。1965　年對他來說充滿了問號：聯邦議院還面臨著選

舉，基民盟形勢岌岌可危；英國工黨政府又上了臺，誰知道他們會對東方有

什麼新的舉措？克里姆林宮換了新人馬，去向未明？中國爆炸了原子彈，它

又會有什麼更深刻的影響？剛剛贏得競選的約翰遜將會採取什麼樣的方針還

不得而知。。他最關心的北約改組和歐洲聯合問題更是前途未卜。

1　月24　日，從倫敦傳來了丘吉爾的噩耗。又少了一個同路人，阿登納的

心情再度沮喪。曾與他一起搞政治的人越來越少，圈子也越來越小了，世界

形勢的發展令人目不暇接，從舊有的邏輯出發，阿登納認為政治局勢與其說

在繼續發展，不如說在不斷惡化。

他仍然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聯邦德國同法國和美國的關係。自從艾哈德和

戴高樂總統再度會晤之後，德法關係看來已經擺脫了夏季以來的冰凍狀態，

出現了某些好轉。雖然對法關係有了些希望，但同美國的關係卻一點也不容

樂觀。這些年來，阿登納利用一切談話的機會向他大洋彼岸的政治夥伴們灌

輸：美國的命運同歐洲的命運休慼相關，歐洲應是美國外交的決定性重點，

是美國利益真正的所在。但是，這一基本事實是否也為華府官員們所看到呢？

艾森豪威爾——杜勒斯時代過去之後，白宮的新主人雖然繼續著這一路線，

但從柏林危機、北約改組這一系列事件中，讓人不能不感到歐洲的重要性在

華府的心目中已經喪失。難道歐洲已經安然無恙，再也不會有來自蘇聯的危

險了嗎？阿登納決不相信這一點。他希望美國人也能看清這一點。

2　月5　日，阿登納在波恩聯邦參議院側屋的辦公室裡接見了《紐約時報》

的發行人C·L·蘇茲貝格。阿登納認識他已多年了，蘇茲貝格對美國輿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