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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成功

之路，而勇氣則是一個足夠的條件。只要波拿巴無往而不勝，這些現實主義

者就聽任波拿巴為所欲為，但即便如此，他們也決不願恢復舊制度。他們對

各種思想都漠不關心，把法國革命的成就當作既成事實來接受下來，因為他

們從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處。因此，全國大多數人始終忠於革命事

業，而法國和歐洲之間的鴻溝則繼續存在下去。

三、民族的覺醒

法國革命和舊制度之間的鬥爭具有普遍性，它是階級對階級的戰爭，民

族情緒起初似乎還沒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紀裡，人們並不認為這種感情

是重要的。君主們和各個分支的貴族構成了一個統治者的世界性的社會；他

們不考慮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族人民當作交他們看管的羊群一樣地彼此

瓜分；當時有國家而沒有民族。儘管有見識的資產階級很明白人類可以分為

各種不同的種族，但他們基本上把人類看成是能夠具有共同文明的一個整

體；而且，雖然理性主義使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世俗化了，但卻也使這個概念

延續長存下去。法國革命一開始，路易十六就呼籲各國君主團結一致，而且

法國亡命者也向所有貴族發出了同樣的呼籲。這種呼籲並不是毫無效果的。

1790　年以來，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對法國革命的十字軍，1800　年左右弗朗索

瓦·德·伊韋爾努瓦也這樣地鼓吹過。同樣，對革命者來說，所有的人都是

兄弟，所有的暴君都是他們的敵人。直到1815　年，鬥爭大致都保持著這種

特性；法國在國外始終有一些朋友，而在國內，也始終存在著一些不可調和

的敵人。

法國革命號召人民起來治理自己，根據同樣的原則，它確實也喚起了民

族的意識。革命黨人自豪地把自己稱做“愛國者”；對他們說來，法國是“民

族”。然而，當革命一開始他們深信一切民族都會歡迎法國的福音，並且深

信，這樣一來，文明就會保持它的普遍性。他們從沒有想到各民族會變成敵

人，他們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戰爭，民主能給所有的人帶來和平與博愛。

相反地，君主和貴族都敵視民族這個概念，因為它好象是與人民主權和公民

平等聯絡在一起——“民族這個詞，聽起來象雅各賓”。在尼德蘭，貴族和

僧侶寧可回到奧國的奴役之下，也不願意喪失他們的特權。在波蘭，同樣的

恐懼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業。在匈牙利，豪紳們仍舊忠於哈布斯堡皇室，這

些人一旦被允許對農民為所欲為時，他們甚至自願區域性日耳曼化。至於君主

們，他們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什麼也不考慮。他們完成了瓜分波蘭。

匈牙利議會要求維也納作出一些讓步：以匈牙利語為官方語言，給以關稅的

優惠待遇，以及透過合併達爾馬提亞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這一

切都毫無結果。儘管匈牙利攝政王約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議，但皇帝弗蘭茨

二世卻對這些要求置若罔聞。愛爾蘭在1798　年爆發了起義，皮特決心摧毀

愛爾蘭還殘存的獨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和議會。此後，一百名愛爾

蘭議員和三十二名愛爾蘭勳爵便參加了英國議會。這個島嶼保留了它的債務

和國內稅收，但要負擔帝國的開支十七分之二。英國答應向愛爾蘭開放英國

市場，更重要的是皮特在康華里總督和卡斯爾雷子爵羅伯特·斯圖爾特國務

大臣的支援下，透露了他的企圖，即要廢除禁止天主教徒參加議會的“宣誓

條例”；①他甚至還暗示把天主教“樹立”為愛爾蘭國教的可能性，如果政

府有權對主教的選擇進行監督的話。對這一點，有十個主教表示同意。而只

是這一點，就足以使很多愛爾蘭的新教徒起來反對合並，這些人起初由於害

怕曾擁護過這個合併計劃。皮特無奈，只好採取分封爵位和奉送大量金錢進

行賄賂，不過這些錢還是出自愛爾蘭身上。合併問題終於在1800　年2　月5

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