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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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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的領袖們為了自己的目的繼續利用唯理論的經驗主義。1802　年，

①　斯湯達爾（1783—1842　年）是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紅與黑》（1830　年）、《巴馬修

道院》（1839　年）等。——譯者

博納爾出版了他的《原始立法》，德·梅斯特在1810　年出版了《政制原理論》。

1808　年，夏爾·德·哈勒爾出版了《通用政治概述》作為他的鉅著《政治科

學的復興》的前奏，而這部鉅著的第一卷到1816　年才出版。直到那時他的學

說自命是純粹實證的：他同博納爾一樣，把他的學說建立在家長最高權力的

基礎上，他論證這種權力是有事實基礎的。然而，博納爾和德·梅斯特是在

為權威的等級性辯護，並認為現代王權確屬合法，而哈勒爾卻在唱反調，他

要捍衛貴族的政治要求而否認國家的權力，在他看來國家元首隻不過同其他

土地所有主一樣也是一個地主而已，但這個地主非法僭有領主的權利，因此

理智要求退回到封建制度。

博納爾，而尤其是約瑟夫·德·梅斯特，仍然要訴諸神意天命，稍後一

些時候哈勒爾自己終於也援引神意天命，並皈依了天主教。同樣地，反革命

勢力的大多數人要尋找哲學武器時也傾向於傳統的宗教，而世俗政權對於這

個傾向也予以鼓勵。世俗政權曾不斷地猛烈打擊天主教會的俗世物質利益；

世俗化運動推廣到整個法蘭西帝國和一些附庸國家，甚至也推廣到巴伐利

亞。但是對於教會的精神影響，這些考驗未必是無益的。羅馬教皇庇護七世

繼其前任之後也遭拘禁，因此引起人們的同情，這種同情是教皇在法國大革

命前夕所從來沒有得到過的。低階僧侶受到國家政權的嚴密控制，實際上就

是受國家任命的主教的控制，因而本能地求助於教皇至上論。天主教會歷經

磨難反而得到清洗並加強了紀律性，神職人員出身平民者較之往日為數大

增，因此教會正在聚集力量，只等拿破崙一旦垮臺，便發出大舉反撲的訊號。

然而，護教的神學理論水平不高，而且不能免於受到時代精神的浸染。當時

各國政府無不奉行約瑟夫二世式的主張，即視《教理問答》不過是道德說教

的教科書，而視神甫只是政府的一個僱員。敵視知識的浪漫主義的影響，把

一些與托馬斯主義①毫不相干的並且對教義具有危險性的因素引進了天主教

思想。即使博納爾和德·梅斯特也不能完全擺脫這種傾向的影響；夏託勃裡

昂的審美的和情感的天主教主義形成了一個教派，而拉芒內企圖用常識和世

人的普遍同意來論證基督教教義的真理時，便不自覺地為以後的一次大分裂

打下了基礎。雖然如此，仍然有一些相當重要的人物透過這些不同的途徑皈

依了天主教。若干德意志浪漫主義者改信天主教曾經轟動一時；在羅馬，有

一群德意志藝術家對文藝復興前藝術家的作品發生興趣，傾向於追摹當時的

表現方式，被稱為“拿撒勒派”①；他們的領袖人物奧韋爾貝克在1813　年信

了天主教。在德意志和英格蘭，新教也在重新擴大影響。施萊爾馬歇此時已

成為堆稱模範的牧師；費希特，尤其是謝林，日益遷就傳統的基督教義。循

道教派雖然在1812　年發生了一次新的分裂，仍然頗為流行；同一年浸禮會派

卻建立起統一的組織，也同樣流行一時；非英國國教信徒自稱擁有兩百萬人

之多。

在各傳統的宗教以外，神秘主義繼續在泛濫。聖馬丹在1803　年已去世，

但有如當年安託萬·德·拉·薩爾②一樣，也後繼有人，其門徒尚在，如阿扎

①　托馬斯主義是托馬斯·阿奎那（1226—1274　年）的哲學和神學體系，主張信仰高於理智，教權高於政權。

托馬斯主義成為天主教會的官方哲學。——譯者

①　拿撒勒在巴勒斯坦北部，傳說是耶穌的故鄉，因此猶太人稱早期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