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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來改稱為《拿破崙法

典》。波拿巴只是在涉及家庭法時才直接參加了民法的起草工作。他的注意

力集中於加強父權和夫權，剝奪未經認領的私生子的財產繼承權，並削減已

獲認領者所繼承的份額，以及保留離婚的規定，這一項是出於為他個人著

想。

象波拿巴所有的成就一樣，這部法典也有它的二重性。一方面它肯定了

封建貴族的消滅，並且採納了1789　年的社會原則：個人自由、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國家世俗化、信仰自由和選擇職業的自由。這就是為什麼這部法典

在歐洲成為法國革命的象徵，不論傳入什麼地方，它都提供了現代社會的基

本法則。雖然這一特點在今天我們這個時代可能已經喪失其光彩，但是，如

果不認清法典當時具有的創新之處，則將是對拿破崙時代歷史的歪曲，並且

將妨礙我們理解法國統治擴張的意義。但是另一方面，法典也體現了反對共

和國民主成就的反動傾向。它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設想，首先關心的是確保財

產所有權，把這種權利視為自然權利，是先於社會的、絕對的、屬於個人的

權利，並且保障實際佔有的所有權。有關契約的各項規定涉及到的幾乎都是

財產問題，而有關僱用問題的規定只有兩條。家庭問題有很大部分也是從保

障財產所有權的角度考慮的。結果，關於婚姻契約的詳盡規定使婚姻成為金

錢交易，而法典對血統關係如此重視，所考慮的也就是繼承權的問題。

波拿巴和他的法學家心目中的國家利益，是民法起草工作中的另一個主

導思想。正是波拿巴在涉及諸如地下資源，或為公益而徵用土地的情況下，

尤其是以遺囑處理財產的能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財產所有者的僅利。

家庭對國家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它是約制個人行為的那些社會實體之一。被

法國革命削弱了的父權因此又得到加強：父親無需司法機關的認可就可把他

的子女監禁六個月；他完全有權控制他們的財產；同樣，他也可以支配他妻

子的財產；雖然夫妻財產共有制是習慣法的一部分，但他往往可以隨意處理

它。但是，象所有的團體那樣，家庭也可能變得十分強大以至於能夠對抗國

家，因為它自發產生的自然結合力非常強大，所以情況就更加如此；從家庭

就可能又形成了一個獨立的貴族階層。由於這個原故，國家把家庭置於自己

的監護之下：父親遺囑的權力被重新建立的“特留份”①所限制，繼承權被

宣佈是一件有關社會秩序的事，因此就由法律加以規定。從這個觀點來看，

民法典遭到舊貴族和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尖銳批評，因為它確定遺產分散，從

而限制了他們的經濟實力。

對那些一無所有的人，民法典除去禁止終身合同和永久僱用，以保護他

們的人身自由之外，別無其他規定。民法典宣佈了勞動自由和在法律面前公

民平等，實際上象國民制憲議會所希望的一樣，拋棄工資勞動者，使他們置

於經濟競爭的一切危險之中，並且把勞動力視為只不過是一種商品。民法典

拒絕接受1793　年出現的關於承認公民有生存權的主張。由於在工資爭議中

只承認僱主的供詞為可信的，因此民法典甚至歧視工資勞動者，從而背離了

法律上平等的原則。此外，國家還以治安法的名義出面干涉，因為既然窮人

一無所有，他們就會違抗民法典，使僱主提出的懲辦不守紀律的訴訟歸於無

效。共和十一年芽月22　日（1803　年4　月12　日）法律重申了對工人結社的禁

令②；在12　月1　日一項法令強迫工人攜帶地方當局頒發的工人手冊，不能

出示工人手冊的人被禁止僱用。

法國社會的演進產生了資產階級並使之獲得政權，民法典也是法國社會

演進的結果。從法典的細節上看，它的歷史標誌就更明顯。拿破崙時代的法

學家主要是從多馬和波蒂埃①的著作中吸取了法典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兩人

都已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