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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的人口從來沒有超過一個億。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別是雍正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後，“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賦”，導致人口養育成本下降，人口急劇上升，由清初的不足一個億，很快發展到乾隆五年（1740年）的兩億；到了道光時期，更是到了史無前例的四億三千萬。

人多地窄，在傳統經濟模式和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幾乎沒有任何緩衝的餘地。清朝時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其中的絕大多數，又是些終年勞作卻難得溫飽的貧農。面對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狀態，那些稍微有點野心又不想終身困苦、死於溝壑的人，往往就要鋌而走險，集體暴動了。

這時，洪秀全的橫空出世，自然和這些人的要求一拍即合。洪秀全多年應試不第，一次次擊碎了他對未來生活的夢想。而對於楊秀清、蕭朝貴那些一無所有的燒炭黨人來說，他們連吃飯都成問題，造反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好機會，他們的要求當然更為簡單而直接。

造反的成本太低了。苟且偷生不過累死於溝壑，起來造反也只是掉腦袋而已，加上和他們同樣情況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當然群起一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馬爾薩斯的理論指出，要解決人口膨脹問題，上帝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瘟疫，一個是戰爭。當然，倘若不想這樣解決問題，辦法還有兩條：一是將多餘人口移民海外，所謂殖民主義的方法；二是開發新興產業，用開礦辦廠等工業化手段來創造新的財富並吸納富餘勞動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條在明清時雖有少量華人前往南洋謀生，但終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無法大量實施；而後一條的成功又需要有工業革命的基礎。過去三百多年的歷史證明，殖民主義和工業革命正是西歐國家發展壯大並一舉超越天朝的兩個法寶。如今我們回頭再看，機會稍縱即逝，悔之晚矣！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無數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傳統經濟條件下民窮財盡的週期律現象，因為平添了一個世界經濟的競爭因素，在鴉片戰爭後更為嚴重。譬如鴉片戰爭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強迫老百姓捐銀助戰，即使富庶如蘇州地區，也有一年所得不夠完納以至於棄田不顧的，何況廣西這樣的貧瘠之地？

當時廣西的情況複雜，漢番雜處，苗人有“生苗”、“熟苗”之分，漢人之間也有土居漢人與客家之別（客家人往往是後遷）。廣西土地貧瘠，山多洞廣，用李宗仁將軍的話來說，“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漢番之爭，土客之爭，地痞流氓，打架殺人，械鬥不休，幾乎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當地的經濟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立教授徒，信的人不多。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廣西桂平紫荊山一帶的話，發動群眾就容易多了。一來整個西江流域都說粵語，語言上不存在障礙；二來紫荊山一帶遠比廣州一帶貧窮，造反的成本低，條件更為有利。

另外，鴉片戰爭帶來了世界經濟的蝴蝶效應。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沿海的通商口岸擴為五口，廣州十三行壟斷時代的結束和上海的崛起，導致中國外貿進出口中心移往長江下游，這種效應看似不為人知，但效果明顯顯現並擴散。

孽龍出海潭自深，山雨欲來風滿樓（2）

廣西桂平、貴縣一帶作為廣州的腹地，勢必受到廣州衰落的影響。譬如南嶺深山的客家人，東西江流域的船民，廣州衰落往往會導致無貨可賣、無貨可運而引發失業問題，比如楊秀清等燒炭黨人。一旦失業危及生存，這些人的怒氣沖天在洪秀全的教導之下，當然要化為揭竿而起！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在其中恰好起到組織作用。跟著洪天王造反的人未必明白拜上帝會的教義，但只要塑造一個共同的敵人就夠了。宗教教義難以理解，但共同的敵人清廷權貴卻具體而直接。正如太平軍起事後釋出的《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裡指出的，“天下為上帝之天下，滿洲為胡虜妖人，肆毒混亂，玷辱中國女子，脅制中國男子。以中國五千餘萬之眾，受制於滿洲十萬，可謂奇恥。現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掃除妖孽，廓清中夏”。

洪秀全很聰明，用了“玷辱中國女子，脅制中國男子”這句話，就足以點燃億萬漢人的怒火了。洪秀全直斥清朝皇帝為妖，革命物件明確，革命火種一旦燃起，運氣好的話，必然成燎原之勢。何況，廣西早有天地會等提出過“反清復明”的口號，就連後來孫中山先生也接過太平天國的旗幟，大聲疾呼要“驅逐韃虜，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