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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翹起大拇指：“你們北大還是一流。”我趕忙說：“哪裡，哪裡，北大最大的問題，就是老覺得自己是一流。”他馬上反駁說：“那時我去你們學校，晚上圖書館和教室都佔滿了，路燈底下到處是專心致志地讀書的學生。一看這場面我就服了。我當時別的名校也走了不少，見不到在路燈下看書的。這種事情，可只有在你們北大才看得見。就憑這個，你們就是一流。”

聽了這話，我兩眼竟有些發熱。當年北大的情景，頓時活靈活現地浮出來。那時圖書館才讓借五本書；而且除了教科書外，基本上是1949—1965年這17年出版的。因為以後十年“*”幾乎沒有出過書。1949年以前的書，學生基本上借不出來。記得當時有位學生鬼使神差地借出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愛情心理學》，如獲至寶，立即決定不還了。他聲稱，按當時的制度，怎麼罰也抵不上這本書的市場價值。也不知這老兄日後是否成了書商。

我所在的中文系是個熱門系，作家和未來的作家乃至高考狀元雲集。不過，教授們許多是剛剛恢復工作，知識結構已經很陳舊。“馬列文論”，“文藝理論”，再加上三大斧頭“哲學”，“政治經濟學”，“*黨史”還是鋪天蓋地。古文課本來應該是實打實的，教授也頗為出色。但他發現文學青年們喜歡趕時髦後，就頻頻從《左傳》、《史記》跳躍到別林斯基和批判現實主義上來，上課成了個“秀”。俄羅斯文學課的教授搞來個內部的蘇聯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大家已經如醉如痴了。

那時的宿舍，六個人十幾平米一小間。三張雙層床和兩張小桌子再加兩個簡陋的書架擺上，幾無立錐之地，就像一個火車的臥鋪車廂，全無隱私。一個宿舍能分到一張圖書館座位證，憑證到圖書館在固定的座位上看書，六個人輪流。平時沒有證的五個人，一個人留守，剩下的則多是打游擊到教室碰運氣。但教室也非常擁擠，經常找不到座位，於是有了鄭先生所說的路燈底下用功的情景。

我從來沒有那樣用功過，不過夏天宿舍的酷熱還記得真切。有時熱得實在睡不著，就跑到廁所外的洗手間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澆涼水，全身冷透後趕緊回房間睡覺。可惜有時還沒睡著，熱勁兒又反上來了，於是又得重新澆冷水。當然，每日還要到食堂三次，吃我們所謂的“豬食”。那時早晨進食堂先到一個大桶那裡舀一碗玉米粥，情景如同餵豬，並在邊上放一分錢飯票。玉米粥不時灑到身上，許多學生（主要是男生），一天到晚高高興興地掛著一身粥乾巴走來走去，人們戲稱是校徽。我便是一直戴這種校徽的人之一。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陋室”求學（3）

這就是我們的樂園。以今天的標準，也許可以用一個“陋”字概括。但是，當時大家都有一種“何陋之有”的心態。這倒不是因為以孔子自居（當然北大人的自負也是有名的），而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是我們所能有的最好條件。同時，從大學裡也真正學到了東西。這些東西，對幫助現在的一代理解什麼是大學教育很有關係。

在北大學當“君子”

我說從北大學到了東西，並不是說當時北大的學術比現在強。老實說，除了旁聽張廣達教授的通史和朱龍華教授的古希臘史外，北大在學術上並沒有給我什麼。不過，在我看來，大學對學生最大的訓練是教他或她怎麼當一個“君子”。在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這也恰恰是被現在的大學教育所遺忘的一個最根本的使命。

我對這裡講的“君子”，有一個自己的定義，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飽滿的全面發展的人格）。我用英文來定義，是因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這一點，沒有相應的現代詞彙；美國人則天天把這個well…rounded　person掛在嘴邊。這樣的君子所指的，其實就是一種人生的品格：有獨立的道德判斷和意志，有自己對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麼應付挑戰，怎麼自我發展，怎麼創造自己生命的價值。

這樣說也許還是太抽象。我不妨舉個例子。我最大的幸運，是因為“*”中斷了高等教育，等恢復高考招生後，一些在“*”中下過鄉的大齡學生成了我的同學。比如我們宿舍六個學生，老大老二都姓吳。入學那年“大老吳”32，“二老吳”28，我則不到18歲，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大老吳”的經歷最奇。他“*”前就考上北大，但因為才氣太冒，*的書讀得太多，對當時批判“毒草”電影《北國江南》的運動看不過去，於是參照著自己熟讀的馬恩選集給上海的《解放日報》投稿進行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