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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臉上掩飾不住地吃驚，並且湊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場，我似乎一下子獲得了“主場優勢”。監考老師對我特別客氣，特別勤快地給我遞冷毛巾擦汗。我心裡馬上明白，她們看了我的語文卷子，我肯定做得不錯，她們把我當個大人才保護呢！這是那個時代的典型風氣：老師見了好學生，甘心情願地服務，從來不想什麼回報。

我藉著這種“主場優勢”舒服地考完，不久分數下來：408分。那年是先考試後填志願，我開始還不知道這分是高是低，後來聽說連一七一中也沒有一個文科四百的，老師都說我高得不得了，一定要報北大。我心裡沒底，媽媽馬上陪我到北京市招生辦去問我的成績到底在什麼位置。記得那天屋子裡很多人，都問的是大同小異的問題。主管人員很耐心對我說：“看看，成千上萬的考生，怎麼可能知道你排第幾？就是大概的情況也不可能知道，我們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他見我們黏著不走，乾脆就問：“你說你考了多少分吧。”“408。”此言一出，那人馬上一驚，全屋子人的目光頓時集中在我的身上。“我馬上查一下。”他態度變了，翻了一下檔案，然後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北京市今年文科過400的只有15位。你想報考哪個學校大概都沒有問題。”我和媽媽一下子都傻了。范進中舉呀！那辦事人員似乎還不過癮，把我每門成績都問了一遍。我報一個分周圍人就叫一次好。

這下子我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全變了。媽媽逢人便說我考了408，最後惹得我抗議，說她太愛炫耀。平時走到家門口的街上，也經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後指指點點：“這孩子四百多分呀！”家裡自然也賓客盈門。大家都來給我出主意，幫我選專業。比如有人讓我學經濟。我一聽就覺得俗不可耐，堅決不幹。竟還有人讓我上外貿學院。我視為奇恥大辱：我差不多也是個“文曲星”了，怎麼能做生意呢？！有人讓我學法律，我馬上反駁：“中國的法律連打離婚也管不了，一切領導說了算。法官不過是個秘書。”其實我誰的話也不可能聽。我上大學就是追尋自己的靈魂的。我就要上北大中文系。那時我仗著分數高，光宗耀祖，在家裡從弱勢變成強勢，誰也奈何我不得。最後，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哥哥特別囑咐我：“這段日子小心些，別出交通事故。”這一語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著錄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會進北大，總怕去報到的路上先被車撞死。

其實，文學並不是我的靈魂所在。我之所以選文學，不過是青春病。那年月很保守，中學裡男女授受不親。可十六七歲的孩子，正被青春期燒得徹夜難眠。況且剛剛開放，能看《家》、《春》、《秋》等小說。那裡的那種纏綿，佔據了整個的心靈。唯一可發洩的地方，大概就是文學了。後來我開玩笑：上中文系讀文學專業純屬性壓抑下的選擇，實在是個人生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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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系喪失了對文學的興趣

我春風得意地進了北大中文系，心裡滿得不能再滿了。那時還沒有商品化的衝擊，選專業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錄取分數最高的是物理系，文科錄取分數最高的是中文系。再看看系裡，77級有陳建功等已經成名的作家，我們班有王友琴這樣的高考狀元。那時新文學初起，什麼朦朧詩、傷痕文學等風起雲湧；校園裡各種詩社、文學社團也好不熱鬧。中文系本身就是個明星。一個小破中學裡的“小屁孩兒”突然跳到北大中文系，自然有些飄飄然了。

不過，我生命的衝動卻出現了變化。當然，我還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奮中，還是把文學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過，高中時，我受剛剛開放的社會風氣的薰染，開始關心更廣泛的問題，幾乎每週都往西單跑，對政治突然有了興趣。

我在政治上，本是個典型的“傻二”。舉個例子吧。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周圍的人失聲痛哭。我哭不出來。其實哭不出來也就完了。但我還生怕自己階級覺悟或階級感情跟不上人家，頓然產生一種道德自卑感，覺得自己人格低別人一頭，否則怎麼別人哭得那麼傷心自己則沒有眼淚？可嘆的是擠眼淚的本事也沒有。當時各種悼念活動不斷，要在班上念稿子，化悲痛為力量等。但你總得先有悲痛呀！沒有還不是說明自己品德太差？心裡自卑，到了這些場合就要掩飾。我還記得一次在班裡念悼念周恩來的稿子，我盡了最大努力做出悲慟欲絕狀，但終於眼淚還是下不來，結果急中生智，馬上裝出在眼淚如雨的關頭一下子控制住、化悲痛為力量了。至於效果如何，自己不知道，也不敢問在場的同學。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