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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風·將仲子》

“鄭風”的《將仲子》，是《詩經》裡我最愛的篇章之一。其實這篇既不哀婉也不纏綿，更不壯烈。它只是在重複地，重複吟唱著一種無奈——人言可畏。

總不免想起阮玲玉，她最後留在世間的書札上，最觸目驚心的四個字，亦即是——人言可畏。人生到最後似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四個字卻是雪地上的紅梅，耀人眼目地開。看起來美不勝收，實際上那豔麗，是釘子生生釘入眼睛後流出的疼痛。流言如罌粟，在流者口中燦爛如花，妖豔無比，傳播者會有一種吸毒上癮似的快意。轉到受者處，卻自是殺人不見血的陰冷毒辣。其實何止是阮玲玉，喪於這四字之手的人已不能勝數。

再遠一點的唐朝，是關盼盼的燕子樓。她因為白居易的閒話，議論她夫死不殉是不節也，羞憤之下絕食而死。我在徽州時，看見如許貞節忠烈的牌坊，心知樹起它們的並非石匠，而是那時代自認監守道德的衛道者和盲目跟從的大眾，使之堅固的也非石料，而是口口相傳的流言。念及，縱然周遭風景如詩如畫也未免心意沉涼。

先秦時代的男女交往，大約經歷了由防範相對寬鬆到逐漸森嚴的變化過程。周禮雖煩瑣到讓人發懵的地步，底子還是人性的溫暖。《周禮·地官·媒氏》稱：“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在周代，周禮特地為男女青年的戀愛、婚配，保留了特定季令的選擇自由。一過“中春”，再要私相交往，則要被斥為“淫奔”了。這樣的規定，大概跟那時的生產力文化種種不發達有關，人還因循保留了某些獸類本能。到了春秋戰國之際，男女之防就嚴格多了。《孟子·滕文公下》說：“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連“鑽穴隙”那麼小小一下偷看，都要遭人賤罵，宋玉所言的鄰女登牆窺他老人家三年的美好時光算是一去不返了。鄭是先秦時有名的“淫奔”之地，可這個女子已經有了人言可畏的顧慮，可見社會輿論已到了可以殺人的地步。

相愛，卻錯了日映荷花的時候，於是變成了見不得天光的苦戀。“畏我父母”，“畏我父兄”，“畏人之多言”，《東方之日》裡的齊女是任性可愛的，《將仲子》裡的鄭女就是楚楚可憐的。她個性溫柔而謹慎，懇求著自己的情人——你不要莽撞地去翻越村社的圍牆，不要去攀里巷，不要想著爬過我家的牆，我不是愛惜這些樹啊，更不是不願和你相見，我只是擔心的這樣做會驚動了我的父母兄弟，讓隔壁鄰居知道。他們對我們的行為進行譴責的話，你和我在一起的可能就更小了。

我相信《將仲子》不是什麼刺誰不刺誰的詩，它是一個熱戀中的少女唱給情人的詩，有繾綣的愛意和對未來的隱憂。據《周禮·媒氏》載：男女結合，必須透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才能正式結婚。我想，詩中的女子和男子應該有點後世富家女子貧賤男的味道，女子生性溫柔謹慎，顧慮重重，男人卻是光腳不怕穿鞋的，一時愛情衝昏了頭就要一往無前。

小時候覺得戀愛大過天，大了漸漸才明白：愛是一個人的事情，相愛卻是兩個人的事情，婚姻更是牽涉到一堆人是否和睦的事情，不是小孩子過家家酒，好就好，不好各自回家。因為讀出她的謹慎，所以相信詩中的女子是誠懇地付出了真感情的，因為她已經在為未來打算，對仲子這樣的相求，不是婉言謝絕，而是邀請：請你，和我一起努力來獲得我身邊人的認可。我們一起來經營感情。

需知三人成虎，眾口爍金。人言如洶湧撲下的錢塘潮，歷來是可畏的，因為懂得，所以敬畏。

孟子比孔子務實，他對後人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增益其所不能。”

我想的有點多，大丈夫既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被功名富貴所擾，不為貧賤清寒焦慮，不受強權惡勢的逼迫。如果為人清正如湖心明月，外事外物皆不能動搖。那麼亞聖所謂苦其心志的苦又自何處來？百折不撓的心志又是如何被鍛煉出來的？

然後我在想，聖人未提流言，就像佛不戒煩惱，他是比一般人更明白人言的威力的。中國人的觀念很奇怪，大凡一個人出身低微，人們總要鼓勵他，英雄不問出處，你要寒窗苦讀自己懂得上進啊，難道想一輩子吃糠咽菜住茅屋嗎？但若一個人真想努力發奮，他所受的質疑同樣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