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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端正、立場穩定”，即便你說得毫無道理，那你也是“我們的人”，主子或組織自然是不會虧待你的；相反，如果你的“想法”和上司的“意圖”發生了牴牾（就像司馬遷之於漢武帝那樣），那麼，即便你說得句句在理，你也一樣會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甚至是“敵人”。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皇帝翻臉為哪般（4）

很多人都知道中國改革經歷過一場“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現在再回過頭去看那場爭論，我們難道看不出深藏其中的“意圖倫理”嗎？其中一方的邏輯顯然是：你們的改革都“姓資”了，我還用跟你們講什麼道理？直接將你們這夥人當作“階級敵人”打倒就是了。

不用講道理，靠扣個“帽子”就能將對方置於死地，這便是“意圖倫理”最上乘的功夫。經歷過“*”的人們對這套功夫十分熟悉——有人用這套功夫害過人，有人被這套功夫傷害過。現在，有人對這套功夫深惡痛絕，呼籲將其廢止，可是有些人還戀戀不捨，時不時就動用這門絕技。

“意圖倫理”是一門誅心術，用它來整人十分方便。使用“意圖倫理”的人根本不用費盡心思地“擺事實，講道理”，只要在關鍵時刻斷喝一聲：“你這是什麼意思？！”就可以輕易地將對手整垮。漢武帝需要跟司馬遷講道理嗎？不需要。司馬遷沒有明確領會“聖意”，表錯了態，這本身就已罪不可恕了；法官會跟周亞夫解釋紙糊的刀槍如何成了謀反的證據嗎？不會。他們只要說“你將在地下叛亂”就行了。“意圖倫理”的神奇功效就在於它能迅速地推演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正當性。

補記

本文寫就之際，讀到了黃一龍先生的文章《又聞“兩種*論”》（刊於2006年第6期《雜文月刊？原創》），文章記述了何祚庥和鄢烈山之間的一場論爭。這場論爭很能說明一點問題，不妨轉述一下。何祚庥認為，中國礦工頻頻死於礦難，主要該怪他們太窮了。鄢烈山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中國礦難頻發的主要原因是*。針對同一社會現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這本是正常的。可是，何祚庥先生卻在一篇文章的末尾說：“請問鄢烈山先生，你們想‘證明’中國礦難的原因，‘主要是*，而不是貧窮’，其真實目的是什麼？！”這句話咄咄逼人，暗藏殺機，無法不讓我想到“意圖倫理”這一“思想利器”。看來，徹底清算“意圖倫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們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歷史上“不明真相的群眾”

以貴州甕安事件和陝西府谷事件為代表的社會群體性事件備受關注，前者因一名女初中生溺水而引發群體事件，一些人衝擊甕安縣公安局、縣政府及縣委，後者因一個司機跳河而引發群體事件，一些人與警方發生衝突，趁機打砸警車。在這兩個事件中，都有“不明真相的群眾”參與其中。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他們最熟知也最樂於接受的一個說法，可如今，“群眾”的前面又加上了“不明真相”的定語，這就難免讓一些人感到疑惑：既然“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那麼他們又怎麼會“不明真相”？這是不是很矛盾？針對群眾，我們是相信“眼睛雪亮”說還是相信“不明真相”說？看來，這個問題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作為“群眾”中的一員，我和很多的人一樣，在情感上不願意接受“不明真相”說——我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怎麼就會“不明真相”？這不是汙衊群眾的智商嗎？可是，只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我們就必須承認，“不明真相”說並非虛妄，歷史上確實有“不明真相的群眾”存在。而且，被“不明真相的群眾”誤解、冤枉的人物還大名鼎鼎——如果受冤的人是無名小輩，史書上不記載，那麼我們也無從知曉。

皇帝翻臉為哪般（5）

這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便是袁崇煥。袁崇煥（1584—1630）是晚明時期最著名的將領，他雖是文人出身，但有膽略，好談兵。他於天啟二年（1622年）單騎出關，考察關外地形地貌和敵我形勢，還京後，自請守衛遼東。獲准後，他守衛寧遠（今遼寧興城）。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統領6萬大軍進攻寧遠。袁崇煥堅守孤城寧遠（相關地區的明軍紛紛撤退），以不到2萬的兵力擊退了努爾哈赤的進攻，取得了寧遠之戰的勝利，史稱“寧遠大捷”。第二年，袁崇煥又在寧遠、錦州等地打敗了前來進犯的皇太極，史稱“寧錦大捷”。袁崇煥本人因軍功卓著而升任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人稱“袁督師”。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率軍繞道古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