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頁)

創造另一個“最”：打破越戰時期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創造的任職時間最長的紀錄。

也許拉姆斯菲爾德最不想打破的就是這個紀錄。越南戰爭迄今為止依然是美國的噩夢。麥克納馬拉活一天就要檢討一天。他決不想重蹈覆轍。正式辭職之前，拉姆斯菲爾德完成了一份機密備忘錄，建議布什對伊拉克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其中甚至規劃了“上策”為何、“下策”為何等等，細緻且周全。但這份備忘錄的真正目的已經不是建言獻策了，而是暗中埋下的那句伏筆：不管做出任何決定，都要表明這些決定是“實驗性”的，“這樣我們就能隨時在必要的時候對策略進行調整，而不必承擔失敗的責任”。i米i花i書i庫i&nbsp；__

一直到了這個時候，拉姆斯菲爾德才想起來不能做麥克納馬拉。他終於意識到了面臨的災禍和解決伊拉克問題的艱難。他想抽身便走，身後儘量少留痕跡。

但為時已晚。中國有句老話，叫作“露多大臉，現多大眼”。現在不要說全世界了，即使在美國，如果要為伊拉克戰爭選出一位標誌性人物，美國媒體也承認：大多數人會選執著的和頑固的拉姆斯菲爾德。

“暴風雪結束了”，這是拉姆斯菲爾德離去之前，給五角大樓同仁留的最後一封電子郵件。他平素喜歡引用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句名言：“勝利不是最後的結局，失敗也不是最後的宿命，重要的是勇氣。”

他對丘吉爾的話信以為真了，以為憑藉他的個人勇氣和美國國力，就能夠達到一切、克服一切。當他終於明白美國力量的有限性之時，他的勇氣也竟然像冰雪那樣開始悄悄融化了。

應該責怪丘吉爾嗎？既然勝利不是最後的結局，那麼失敗必然是最後的宿命。

現在坐在家裡的拉姆斯菲爾德，未來只有在回憶錄中解脫這一切、辯白這一切了。他擁有如此眾多的“最”，回憶錄肯定暢銷。有人以成功影響一個國家，也有人以失敗影響一個國家。拉姆斯菲爾德無疑屬於後者。不管他本人願意不願意，時間和歷史會做出這樣的記憶。

多少年以後、多少代以後的美國人會不會說：21世紀初，我們有個最狂妄的人，叫拉姆斯菲爾德？

他的最後一個“最”。

10　民族的致命傷

人們在思維過程中，最先進入頭腦的，通常是已有經驗、既定方案、成功或失敗的例證。僅僅依據這些因素開展思維，得出結論可能省時省力，卻往往不是最佳。應該承認，經驗提供的思維材料不論如何寶貴，對未來的指導作用都是有限的。問題不會簡單重複，歷史也不會簡單重演，這就是為什麼刻板地依照歷史經驗制訂的戰略計劃，往往難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問題在這裡提出來了：如何才能夠確保持續的、不斷的進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敗，思維主體也能夠透過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對經驗和傳統的超越。唯此，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指導實踐的思維成果。

1806年，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奧地利大戰中兵敗如山倒。拿破崙的俘虜中有一個不起眼的下級軍官，他就是後來享譽世界的軍事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總結普魯士軍隊的失敗，克勞塞維茨說：“它不只是一個風格過時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規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勞塞維茨把普軍的失敗歸於三點：

一、中高層軍官很少認識到戰爭特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二、軍官們更關心自己的軍銜和社會地位，而非訓練與作戰。

三、士兵缺少愛國心和軍人精神。

三十四年後的1840年，中國軍隊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兵敗如山倒。來自湖南邵東、以中國近代外交史作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歷史學家蔣廷黻說：“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瞭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為什麼中國的改革沒有更早進行？蔣廷黻認為耽誤二十年的原因有三點：

第一，中國人守舊性太重，承認有改革的必要極不容易。

第二，實行新政，科舉出身計程車大夫地位搖動，他們反對。

第三，中國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精神。

戰略思維中進取性的意義，透過克勞塞維茨和蔣廷黻這兩位前人的思辨性論述，基本顯現出來了。“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