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頁)

同的斷言。小說家喬治康拉德和社會學家伊萬塞萊尼在他們合著的《通往階級權力之路上的知識分子》中認為，馬克思構想了一個由工人階級統治的共產主義國家或一個最終政府完全消亡的烏托邦，而這樣的構想在今天的社會已經徹底走樣。因為一個新的階層掌權了：這是一個由工程師、經濟學家、物理學家，對，還有詩人組成的階層，即知識分子階層。

這本書的寫作屬於革命壯舉——兩位作家只能在匈牙利布達山區的一個小村莊中隱居起來寫作，以躲避秘密警察的抓捕，他們每天晚上將書稿埋在花園裡保護好，以防第二天大清早它在令人膽戰心驚的警察搜查中被找到。1979年，他們完稿後的第5年，該書在西方國家出版，引起了意料中的轟動。這一年正值“冷戰”剛剛開始譜寫最後的勝利篇章，羅納德里根當選為總統。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開始了長達15年的統治。任何對所謂“工人階級天堂”的抹黑，尤其是來自內部的聲音，都成了一起地緣政治事件。

《通往階級權力之路上的知識分子》建立在一本更具開創性著作的基礎之上：米洛萬吉拉斯的《新階級》，這本書被更早的一代人偷偷帶出東歐。康拉德和塞萊尼在20世紀70年代從事寫作，他們不是共產黨員，卻屬於貧窮而又受社會寵愛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階層。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總書記鐵托進行黨派鬥爭及前往克里姆林宮會見斯大林時，吉拉斯作為更早一代的革命人士曾是他的得力助手。20世紀30年代，吉拉斯因參加革命運動被關進監獄，而他因《新階級》——這本書自然而然地立即引起了全球轟動——被判7年監禁並被關進同一監獄。一位社會主義陣營的高階官員公開譴責自己曾協助創立過的體系，這還是頭一遭。1945年，喬治奧威爾在寓言小說《動物莊園》發出了同樣的指責聲音。13年後，吉拉斯表達了對意識形態極具顛覆力的觀點。他認為，所謂的工人階級國家已由一個新階級——即共產黨組織——取代了原先的資本家統治階級。吉拉斯進一步估計了這個新的精英階層與它統治下的人民間的物質差距，他引述了蘇聯異見人士尤里奧爾洛夫的報告內容：省級或城市黨組織首領的收入約為一般工人的25倍。

康拉德和塞萊尼對上述分析補充了重要一點：這一新階層的統治實際上等同於知識分子對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奪取——在封建社會，傳宗接代和軍事實力可能決定了權力；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和出色的商業頭腦決定了控制權。他們斷言，在共產主義社會，技術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黨派精英階層最重要的決定性特徵。

他們的分析道出了許多真相，也說明了為什麼東歐和蘇聯的舊知識分子階層的成員（更不用提他們在西方國家的朋友們了）十分懷念舊秩序。但是，今天你再捧起《通往階級權力之路上的知識分子》時，你會發現最驚人的一個悖論：書中對《華沙條約》締結下的社會主義頗具異見的剖析竟十分適用於21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對於康拉德和塞萊尼研究過的知識分子階層，即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專家而言，蘇聯的解體和全球市場經濟的興起最終成為通往階級權力的真正道路。

21世紀西方經濟學家的語言比20世紀70年代歐洲幾個重要異見人士的語言還要單調，這也是為什麼21世紀初美國的學術爭鳴並不時常提及“技術專家已經崛起並最終將掌握階級權力”的原因。但是，尤其在西方發達經濟體中，有很多研究涉及“偏重技能的技術革命”對收入分佈的影響。學界達成了共識，其中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戴維奧托最有力地提出了觀點。他認為，偏重技能的技術革命事實上已經將技術專家送上了通往階級權力的道路。奧托說，這種技術革命使勞動力市場兩極分化，頂端的富豪獲得了巨大的回報，他們受過專門教育，具備利用新技術的技能；那些做著“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層人民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而兩者中間曾經支撐中產階層的高薪工作逐漸消失了。

當然，到底是什麼正在造成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目前學界還在激烈地辯論。研究這一現象的幾位最誠實的學者歸結出了多個原因。學界普遍認為偏重技能的技術革命是其中一個或可能是唯一的因素。2012年1月，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艾倫克魯格就經濟不平等發表演講，他提到的一件事可以表明以上共識。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群經過挑選的職業經濟學家正在紐約美聯儲參加會議，克魯格請他們就造成收入兩極化現象的主要因素參與投票，結果他們幾乎一致地投給偏重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