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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紐約和倫敦生活。牛津大學成立的另一所學院是賽德商學院，是由出生於敘利亞的瓦菲克賽德捐資2000萬英鎊建成。賽德在沙烏地阿拉伯發財致富，在巴黎以及稅收寬鬆的摩納哥長期居住。

世界公民

如同各個國家之間存在區別，頂級富豪經濟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各個族群的風俗習慣差別鮮明，個人也能自我決定選擇怎樣的生活方式。一些頂級富豪來自政府力量較強或社會動盪不安的國家，如俄羅斯或者中東國家，他們傾向於最徹底的全球化。對於一些來自中國和印度的頂級富豪而言，即便他們在國外生活和工作，也能建立起強大的社交網路。另一些國家為在全球四處奔忙的頂級富豪提供了堅實的避風港，這些國家的經濟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例如，瑞典和摩納哥，它們世世代代致力於此。最近，新加坡和香港地區也加入了這一隊伍。迪拜是新生的強有力競爭者，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英語是超級精英階層的通用語言，這意味著擁有優雅建築和對外國人有優惠稅收政策的英國也是個廣受歡迎的目的地：價值250萬英鎊以上的倫敦房產中有60％歸外國人所有。

相比之下，美國的商業精英較晚加入這個跨國社團。例如，在一項對英國和美國執行長的研究中，高管獵頭伊麗莎白馬克斯發現，將近1/3的英國執行長來自國外，而美國執行長中僅有10％來自國外。相似的，超過3/4的英國人在國外工作過至少兩年，而該比例在美國人中僅為1/3。

雖然起步較晚，但美國商業正緊追不捨。如今，在海外工作過的美國高管人數是十年前的兩倍。美國公司的外籍和出生於國外的美籍執行長雖然在數量上仍然較少，但在不斷增長。這一轉變在華爾街尤為明顯。2006年，華爾街八大主要銀行均由美國出生的執行長執掌；而現在，只有五家銀行在金融危機過後倖存，其中兩家——花旗集團和摩根士丹利的執行長出生於國外。

事實上，通用電氣執行長傑夫伊梅爾特最近告訴我，他的繼任者最好來自新興市場，因為通用電氣的未來在那裡——更普遍地說，美國商業的未來也在那裡。

在伊梅爾特看來，金融危機標誌著美國經濟統治時代的終結。“1982年，我來到通用電氣，”伊梅爾特先生對我說，“直到2007年泡沫破裂的25年間，美國消費者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世界經濟推動者。”但是未來將會截然不同，在下一個25年裡，“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不是美國消費者，而是加入中產階層的數十億亞洲人，還有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它們用高油價獲得的新財富一展身手。這就是未來。”

“我認為，對美國而言增加出口是一個重要的途徑——這樣還能減少失業人數，”伊梅爾特對我說，“這是美國唯一的出路，因為大多數消費者在國外。”

伊梅爾特舉了一個反例作為警示，即日本那些內向型的公司。“瞧，我剛來通用電氣工作時，還是個年輕小夥子。傑克韋爾奇把我們送去日本學習，因為那時日本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他說，“我們在那裡瞭解到很多日本的情況。在後來的30年裡，日本公司紛紛落後，因為它們沒有跟上全球化的腳步。他們不用走出去，也不用走遍世界的每個角落去做生意。而通用電氣不是這樣的，其他美國的跨國公司也不是這樣的。”

在2010年阿斯彭理念節上，矽谷綠色技術公司“應用材料”的執行長邁克爾斯普林特坦承，如果從頭再來，他會將公司的美國員工控制在20％。“今年，我們接近90％的銷售額將來自國外市場”，他解釋道，“消費者對我們的吸引力十分巨大，他們大多數在亞洲，我們必須接近他們。”參加同一會議的好事達保險公司執行長托馬斯威爾遜也感同身受，他說：“我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招到員工。對於美國而言，這是個問題，但對於美國商業而言，這不一定是個問題美國企業應該會逐漸適應。”

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是位成功抵抗通貨膨脹的傳奇人物。2012年，在曼哈頓的一次金融界高管晚宴上，沃爾克對我說，他對那些“所謂的美國公司”的全球化前景感到深深的震撼：“實際上，這些公司已不再將自己視為美國公司，”他說，“它們是全球公司。如果美國政府沒有合理對待它們，它們會將總部遷至國外。這些公司更可能為它們的海外分支配備外國人而不是美國人，它們會派外國人去管理其美國運營機構。”

全球最大的債券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執行長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