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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從政，即便兒子登基後，她也沒有動過垂簾聽政的念頭，但在兒子登基的第一個月裡，她的確起到了“攝政”的作用。

在那一個月裡，她做了兩件事：第一，撤換司禮監掌印太監，將孟衝換成了馮保；第二，撤換內閣首輔，將高拱換成張居正。

明代的朝廷，有內廷和外廷之分。內廷為太監，外廷為文官。內廷二十四監局，總控於司禮監；外廷九大部院以及全國各級衙門，總控於內閣。因此，司禮監的掌印太監和內閣的首輔，有內相、外相之稱。這兩個人，一個掌管皇上的家事，一個掌管皇上的國事。用對了人，內外和諧，政事順利。用糟了，則陰陽失調，泰去否來。

孟衝與高拱，均是穆宗信任的老人。孟衝是廚師出身，文化不高，歪門邪道的事兒也不多，缺點是死心眼，心中只有穆宗一個人。皇上要找女人，他不遺餘力，因此李貴妃不喜歡他，認為皇上的死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再說高拱，是一個既有資歷名望又有實際經驗的政治家，優點是為政清廉，做事勤勉，且敢作敢為，每有革新除弊之舉，上下稱快；缺點是心胸狹窄，睚眥必報。從隆慶元年入閣，就一直與同僚搞不好關係，一連五六個閣臣都被他排擠走了。最後，連自己的政治盟友張居正也不放過。所以，到穆宗去世時，他在內閣雖然一手遮天，卻成了孤家寡人。

大凡為官之人，在權力更迭之時，莫不謹言慎行，先圖自保，再求發展。高拱自恃是兩朝老臣，不但是穆宗的老師，又臨危受命，成為新皇帝的顧命大臣，因此在新皇帝面前，擺出太師的架式，儘管他提出的建議無可挑剔，但因為過於嚴肅，臉色不大好看，故讓十歲的小皇帝害怕。他犯的另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與馮保結怨。

馮保在宮內的時間，比高拱入仕的年限還要長。論資歷與經驗，他都在孟衝之上。穆宗登基後，先前的司禮監掌印陳洪退休，選拔接班人時，高拱推薦了孟衝而沒推薦馮保。其時孟衝只是御膳房的管事牌子，而馮保已當了十二年的司禮秉筆太監併兼東廠提督，地位僅次於陳洪。讓他接印，本是順理成章的事。高拱大約看出馮保是隻“笑面虎”，城府太深不易駕馭，這才力薦平時與自己關係頗深的孟衝。穆宗對高拱言聽計從，孟衝順利當上“內相”，馮保自此對高拱產生了仇恨。

神宗是在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舉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時，便有一道中旨傳到內閣：免去孟衝司禮監掌印之職，馮保接任。

十天後，小皇上再傳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驅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許停留。留下的首輔職位由張居正接任。

一個二十八歲的女人，一個十歲的孩子，就這麼輕而易舉地決定了一位六十歲的名滿天下的資深政治家的命運。

短短的一個月時間，李貴妃換掉了內相外相，馮保與張居正聯袂登場，從而拉開了萬曆新政的序幕。

將母愛融入政治的聰明女人（1）

考察整個明代，二百七十餘年中，李貴妃做出的這兩樁走馬換將的決定，的確是可圈可點的英明之舉。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終其一生，也未做出過這等漂亮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據此說李貴妃有著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錯特錯。如果說男人的憂患在國家、在蒼生，女人的憂患則是在家庭、在親人。李貴妃撤換孟衝與高拱、起用馮保與張居正，並不是為了朝廷社稷、天下蒼生的福祉，而是出於母愛，為了給兒子找兩個可靠的人。

馮保是朱翊鈞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鈞鬧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覺，馮保讓朱翊鈞騎在自己背上，在磚地上轉磨兒，兩隻膝蓋都磨出血來。所以，李貴妃母子對他倚重甚深。而張居正則是朱翊鈞的老師。他的嚴謹與沉穩，還有他的潔癖，都深得李貴妃母子的尊重與喜愛。

儘管我們承認英雄創造歷史，但政治不是一個人的事業。縱觀歷史，凡成就偉業者，除了有一位膽識超常的領袖，還得有一個互相信任的精英團隊。萬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夠迅速推開並取得巨大成就，就因為有李貴妃、張居正、馮保這樣一個牢不可破的“權力鐵三角”。其時朱翊鈞尚小，凡由皇帝決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監護人李貴妃拍板定奪。

母愛可以讓一個女人極度自私，母愛也能讓一個女人產生超常的智慧。將母愛融入政治，要麼一塌糊塗，要麼充滿和諧。值得慶幸的是，李貴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嚴母。她將自己的這兩個功能轉植於兩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馮保近慈，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