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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大老頭看見郝文明就急了，就操著一嘴的陝西話，衝著郝主任嚷嚷道“咦，你這瓜慫，可算來咧。”郝文明白了半大老頭一眼，回了他幾句京片子，“老左，你著什麼急，不是我說你，這才幾點？”

半大老頭是真著急了，不再理會郝文明。從地上拿起兩個帶有密碼鎖的手提箱推到我和孫胖子面前，“你倆是新來的嗎，甚事都不要說咧，這是民調局的裝備，你倆先拿走，手續以後再辦。”說完都等不及電梯，直接衝下樓梯。

我和胖子手捧著箱子，目瞪口呆地看著半大老頭的背影消失在樓梯口。

郝文明搖了搖頭，自言自語道“八成他又淘著什麼好東西了。”說完拍拍我和胖子的肩膀說“給你們找個地方試試裝備，順便再給你們講講民調局的事兒。”

1982年，一個叫做“特別案件處理辦公室”的部門從公安部分離了出去。這個所謂的“辦公室”低調得離譜，甚至連公安內部也沒幾個人能確切知道其工作的性質和許可權。

其實這個部門建國初期就已經有了，是在國民黨時期“宗教事務處理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的。它最早的前身是首都衛戍部隊特別科，後來歸了公安部，當時的名稱是“公安部特殊檔案管理處”。

當時這個特殊檔案處的班底只有七個人，一個主任，六個辦事員。第一任主任是從朝鮮回國志願軍的團政委轉業擔任。六個辦事員具體情況不詳。這樣的班底成就了幾十年後民調局六個調查室的格局。

特殊檔案處成立初期，辦公地址選在了首都郊區（現在民調局的所在）。當時這裡算是被人遺忘的角落，除了部裡的財務每月來發一次工資和辦公經費之外（很奇怪為什麼不讓他們去公安部領），就很少有外人來過。

這七個人平時每天的工作就是閱讀記錄解放前各個時期的檔案和舊報紙，甚至還去故宮博物院借閱、謄抄了清明兩代的宮廷檔案。然後六名辦事員輪流外出，一走就是三五個月。去哪兒？辦什麼事？從沒有人過問。

辦事員每次外出前，都要帶足上千元的辦公經費（當時算是鉅款了），再加上上萬斤的全國糧票，和一摞子蓋著公安部大印的介紹信。難能可貴的是每次回來，經費和糧票都花得一乾二淨，偶爾可能會剩一兩張介紹信沒有用完。

回來的辦事員也不是空手而歸，每次都會幾卡車幾卡車地往回運東西。車上的東西捂得嚴嚴實實。至於運的是什麼，沒人知道。只是每當這個時候，檔案處全部人馬都會跑到倉庫裡。一連幾天待在裡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特殊時期高峰時期，特殊檔案管理處的首任主任到點離休。公安部一個姓張的司長為了躲避紅衛兵的批鬥，看中了這裡夠生僻，主動要求來到檔案處接班。

可惜訊息走漏，新主任上任沒有幾天，就有輛大解放載著二三十號紅衛兵浩浩蕩蕩殺來了。本來他們是想直接把那位新主任拉出來批鬥的，可當小將們聽說了還有特殊檔案管理處這麼個冰清玉潔的單位存在，就變了主意。“文化大革命”開始這麼多年了，還有沒被批鬥過的單位？這像話嗎？這簡直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侮辱。

還有兩里路的時候，大解放熄了火。兩裡的路程也就十來分鐘的事兒。小將們噼裡啪啦跳下車，拉好了橫幅，排好了隊形，喊著口號向檔案處的方向奔去。

明明只有兩里路的路程，可這百十來號人走到天黑也沒走到。小將們開始是以為路線錯誤，按原路返回時，才發現已經找不到那兩輛大解放了。原本一條沒有岔路的大道竟然走不到頭。

到了這時，所有人都感到不對勁兒了。來回走了這麼遠，竟然一個行人都看不見。就說這裡是郊區吧，可還遠遠算不上人跡罕至，更何況隊伍裡還有就住在附近，來串聯的小將。此小將這時已經懵了，“這他媽是哪兒啊？你們誰知道怎麼走回去？”

“你都不知道，我們誰能知道？”

“都到這兒了，你們說怎麼辦？”

“能怎麼辦？往前走吧，走到哪兒算哪兒。”

“你開玩笑吧？這兒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還往前走？”

眾小將開始炸營了。

最後本地的小將猶豫了半天后說道“往前走吧，再走七八九十里好像有個車站。”“是十里還是九十里？”

“最多十二三里。”

“還信你？誰知道前面有什麼，弄不好再有個亂墳崗什麼的。”

本地小將打了個哈哈，說道“怎麼說我也在這兒附近住了二十多年了，最近的墳地在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