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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的董事會機會，使它們能給存款提供較高的利率，這比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所確定的利率高一些。由於這個緣故，它們吸收到了數十億存款，這些存款它們可以拿來投資，而不會受到馬來西亞中央銀行或者銀行與金融公司委員會規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裡訪問了一些較大的“投資合作企業”，發現它們將這些存款大量地貸放給了企業董事、親戚和關係密切的親信，而且這些貸款通常都沒有任何擔保。①這些資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倫敦、新加坡和紐約在內的不同避稅港的秘密離岸信託基金或公司。這些存款在市場繁榮時，被投資到房地產和證券市場，而接下來的市場低迷，使其損失高達數億美元。由於處在離岸金融市場的特殊用途投資機制中，這些資金大部分都無可挽回地損失掉了。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眾對馬來西亞銀行體系信心崩潰的行動中，馬來西亞中央銀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業中24家的交易活動。②

對投資者缺乏保護這一點並不令我感到驚訝，因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馬來西亞赫赫有名的商人，他們與執政聯盟的政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而讓我驚訝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此期間，捲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沒有一家對這些向避稅港非法轉移資金的行為進行報告或者僅僅是提出質疑，這包括銀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和審計師。我也不是唯一一個注意到這種缺乏職業操守現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錢的專家也已經注意到了這些用來轉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動所獲收入的金融網路路徑，與數十年前西方銀行和律師事務所為了非法資金外逃和避稅所使用的金融網路路徑一模一樣。奧薩馬·本·拉登在2001年時奚落說，基地組織的資金是安全的，不會被美國所凍結。他自誇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體系的缺陷……恰恰是這些缺陷已經成為西方金融體系自身的陷阱。”③

我曾經一度極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這些來自於DTC的資金是如何從離岸銀行挪出去的，但後來我發現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離岸信託基金都沒有註冊，這也就無從獲悉幕後那些人的身份。碰上這個無法逾越的秘密障礙，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發現向馬來西亞官員提出警告，並建議他們透過加強有關合作企業的法律來克服這些問題。但是我的興趣自此發生了轉移，轉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錢財從發展中國家流向西方銀行體系這些更大的問題。

離岸中介

完成我在馬來西亞的任務後，我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我要回到澤西島查明離岸金融體系到底是怎樣運作的。這不是一個輕鬆的選擇，因為它意味著會丟掉我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職業而開始從事一份存有很大疑慮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無論我個人如何看待這份工作的性質和通常的避稅港，我一刻也無法放下我的決定去幹別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我澤西島的家是一個很艱難的抉擇，坦率點講，這個抉擇也讓我感到畏懼。

我在澤西長大，我喜歡這個島上的風光景緻，喜歡它的海岸線，也喜歡它那迷人的傳統。儘管我為自己是一個澤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覺得應該增加更多的閱歷，於是我離開澤西島，在倫敦進行審計和專案評估的培訓。當我差不多25歲時，我又開始學習以便能拿個經濟學碩士學位，最後，我獲得了經濟學和法律的雙碩士學位。在學習期間，我與英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Oxfam2000（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的一些運動參與者取得了聯絡，開始研究世界上那麼多最貧困國家的資金是如何源源不斷地流入秘密銀行賬戶的問題。

這個研究一直持續到我畢業以後。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時，就逐漸意識到由IMF和世界銀行所倡導的資本市場和貿易自由化計劃使有錢人和資金充裕公司的避稅變得更簡單。在將資金非法轉移到秘密銀行賬戶和離岸信託基金的過程中，避稅港起了關鍵而隱蔽的作用——不僅有利於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實力的個人及公司，而且也耗盡了世界上最貧困國家用於經濟發展的資金。隨著它們的財富大量地消失在離岸區，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透過舉債來彌補減少了的稅收收入。這導致了一個惡性迴圈：放慢的經濟增長率增加了經濟的不確定性和社會不平等，助長了日益增多的政治風險，從而促使更多的資本外逃。放緩的經濟增長使這些國家在維持公用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專案時越來越難應付它們的外部債務。簡言之，離岸避稅港破壞了經濟增長，導致了貧困。

在查閱了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文獻後，我證實目前幾乎沒有關於避稅港的作用和在新興的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