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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除開醫藥卜筮植樹之書，應將天下所有其他書籍全部焚燬！除開博士掌管的國家藏書，其他收藏《詩》、《書》及諸子百家著作的，應統統送交地方官員燒掉；有敢於兩人談論《詩》、《書》的立即處死，借古諷今的滅族，知情不報者同罪；焚書令下達三十天後再不燒書，則處以黥刑，罰做苦役；嚴禁私學，鼓勵臣民學習法律，以吏為師……”

嬴政聽著，大聲叫好。於是，一場規模浩大的焚書令從咸陽宮中透過四通八達的馳道飛向全國各地。一本本價值連城的典籍、一冊冊珍奇孤本很快就變成了碎屑灰塵與縷縷青煙，在中華大地上空飛舞著久久不肯散去。這場焚書活動“大張旗鼓”地進行了一個多月，其餘波更是延續到秦代滅亡。

嬴政首開大規模焚書之舉，為此後愚昧而顢頇的封建帝王提供了一個惡劣的先例，給中華民族的文化、心靈造成的浩劫與創傷怎麼也不能挽回與彌補。他使得封建政治權力對精神文化的干預更直接、更迅速、更野蠻、更加表面化了。在絕對的高壓文化專制政策之下，人民的思考自由被禁止、聰明才智被扼殺、理性慘遭踐踏，於是，從古到今的中國，都習慣了只有一種聲音，只准讀一種書，只有一種生活模式，除此“正統”，其他都是左門旁道的歪理邪說與歪門邪道。沒有競爭，沒有爭鳴，沒有探討，從上到下死氣沉沉，正如聞一多所描寫的一潭“死水”。一個民族如此退縮、老邁、陽痿，其生機與出路何在？

另一件則是一直遭到後人非議的坑儒事件。

其實，嬴政所殺，是他在追求長生不死過程中那些欺騙了他的方術之士。為了洩憤，他大搞逼供信，結果株連了四百六十人之多。秦始皇一怒之下，將他們全部坑殺。對此，顧頡剛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中寫道：“焚書是初統一時的政治使命，坑儒則不過始皇個人的發脾氣而已。”然而，方士與儒生並無明確區分，他們往往身兼二職，儒生就是方士，方士就是儒生。方士儒生們雖沒有多大的本事，但製造輿論、搖唇鼓舌、在白紙上塗寫黑字可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嬴政膽敢與他們作對，也就註定了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不會有什麼好的形象與口碑。千古留名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流芳，一種是遺臭。秦始皇當然渴望流芳，卻被儒生們給斷送了，只落得個永久的罵名。

奠定封建皇權的鐵血之王（13）

一把焚書的沖天大火，一場坑殺方士儒生的殘忍行徑，不僅使秦王朝的暴政發展到極致，也使中上層統治人士離心離德，更使得嬴政喪失了民心，於是，一統中國後的秦王朝也就失去了繼續存在下去的社會基礎。

做了這一切，嬴政似乎還興猶未盡。秦國滅了六國，似乎並沒有容納天下的地盤，那天之涯海之角、那天邊的盡頭到底在哪兒？得將它們全部納入囊中才是。於是，秦始皇又開始南征北伐了。

平定百越，設定南海、桂林、象三郡。南征雖然艱難，但總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匈奴卻不是那麼順利。公元前215年，燕人盧生奉命尋仙歸來，獻上一本所謂的仙書，其中有一句寫道：“亡秦者胡也。”這胡，不就是匈奴麼？朕正想出擊消滅胡人呢，他們還膽敢亡秦？真是太自不量力了！於是，嬴政派遣秦國名將之後蒙恬統率三十萬精兵進攻匈奴。大軍所至，匈奴望風而逃，很快就佔領了河套地區，設定九原郡。但是，這場征戰只是將匈奴趕到了無跡可尋的大漠深處，並未將他們消滅與征服。雖然勝利了，可那些剽悍的匈奴騎兵來去如風，行動詭秘，誰曉得他們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突襲南下，劫我大秦之國呢？看來，只有修築一道西起高山東至大海的巍峨而綿延的長城，將他們拒之門外，才能抵禦那防不勝防的侵襲掠奪，才能躲在“家”中睡睡安穩覺，才能保住大秦不亡。

長城對中華民族的影響這些年談得夠多的了，我只想說，修築長城，是嬴政變異心態的一種外在物化反映。秦始皇的擴張，是以內斂為基礎的。他透過超越自卑的方式達到唯我獨尊的頂峰，而內心深處，卻十分孤獨。他沒有一個親密的朋友，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親人，沒有一個可以託付的大臣，他無法與他人交流、對話。一些念頭想法、喜怒哀樂只有埋在心中，獨自一人咀嚼。越孤獨就越沒有依靠，越沒有依靠就越是害怕。其實，秦始皇一直處於外強中乾的狀態之中。他害怕刺客，害怕別人議論他，害怕別人瞧不起他，害怕突如其來的驚擾，害怕死亡……一旦他的目的無法達到之時，他就在心底害怕了，就想退縮了。修築長城，是他心態由外向征服轉向內在收斂的一個轉折與象徵。對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