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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戲劇勃興，曹操逐漸由評話藝人的口頭言說變成了舞臺上那可觸可摸的實在形象。藝人們透過戲劇的方式嘲笑曹操的失敗，鞭撻他的殘暴，揭露他的奸詐，將一個有血有肉的複雜曹操推向極端，變成了單一的、平面的奸臣形象。他除了奸詐使壞外，不再有別的思想，沒有別的行動，簡直成了古往今來集奸詐殘暴、劣跡敗行於一身的最為醜惡的天下第一壞蛋。有關曹操的戲劇，如《捉放曹》、《華容道》、《黃鶴樓》、《逼宮》、《戰宛城》等，沒有一出頌揚他的好處，都是攻詰抨擊，那舞臺之上搖晃著的曹操總是擠眉弄眼，做出無限醜態，令人可笑而生厭。即使當今大獲成功的新編京劇《曹操與楊修》，也難從根本上掙脫前人的窠臼、擺脫前人的影響。楊修常能猜出曹操心思，雖曾多次惹他不快，但楊修真正的死因還在於他與曹植過從甚密，在曹丕、曹植爭立太子的鬥爭中站錯了“隊”，曹操擔心他繼續幫助曹植留下後患，這才起了殺機。說到底，楊修是###的犧牲品，只要不影響曹魏江山，曹操巴不得自己手下的人才一個個卓爾不群，超出自己。可《曹操與楊修》一劇卻將楊修之死歸於曹操的“忌才”，以“唯才是舉”裝點門面，而骨子裡卻半點也容不得任何超過自己的真正人才。

面對歷史的雙重改變（12）

戲劇流傳廣泛，自它誕生之日起，就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與廣闊的民間市場。特別在古代的農村，戲劇幾乎成了農民們唯一的娛樂方式，直至今日，傳統戲劇仍然擁有一批固定的觀眾。戲劇幾百年來的程式化表演與封建道德說教已使得曹操那奸詐殘暴的醜惡形象在廣大民眾心中根深蒂固難以更移。

若拿曹操與備受推崇的三國人物諸葛亮、劉備、關羽等人相比，其實　也有許多超乎其上的傑出之處。論才、學、識，劉備遠不及曹操，是一個典型的庸才；論居心不良，他們兩人不相上下，劉備在曹操並未篡漢、漢獻帝仍然在位的情況下，早就做著帝王的美夢了；論道德品行，即以維護正統的《三國演義》而言，就譏諷過劉備怒摔阿斗的虛偽及彝陵之戰前的暴戾。然而，他在歷史上卻總是扮演著正人君子的偉大形象，其緣由恐怕就在於他會攀龍附鳳，弄了一頂“皇叔”的帽子戴在頭上。若拿曹操與諸葛亮相比，兩人也是各有千秋：他們都是傑出的政治軍、軍事家，以個人道德品質來看，諸葛亮高於曹操；就個人功業及對人民利益與經濟文化發展的貢獻而言，諸葛亮則不如曹操。而關羽則更是無法與曹操相比，他曾是曹操手下的敗將，做過他的俘虜，除了個人勇武及一則“坐懷不亂”的故事外，就找不出更多的誇耀之處了。

然而，他們身後的命運卻截然不同，雙方被推到了正反對立的兩個極端。一方是正義、高尚、偉岸的化身，一方是邪惡、卑鄙、小人的代表。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宇宙應處於一種和諧的狀態之中，要是出了什麼問題，比如戰爭、分裂、災異等，那麼一定是壞人從中搗亂。在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難逃其咎的最大壞人就是曹操。然後，又在歷史的長河中越傳越壞，乃至全然走形失真，成了奸邪醜惡的典型。由此看來，曹操實在有點冤哉枉哉，也就難怪近代有人為他鳴冤叫屈、大翻其案了。曹操其人，似乎天命註定了總要背上沉沉的“黑鍋”：自呱呱墜地的那一時刻起，就因不明不白的宦官身世，背了一輩子的贅閹遺醜“黑鍋”；死後滿以為可以得到解脫，卻又被人醜化，背上了另外一些他怎麼也想象不到的莫名其妙的“黑鍋”。

若論曹操對歷史的貢獻，當分生前死後兩個不同的層面。生前我們已有所述，而身後的“功績”就在於充當了封建統治者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道具”，起著警戒世風、匡正道義的作用。在一個以禮代法、以德治國的社會里，統治者需要這麼一個白臉曹操的出現，老百姓也認可接受了他，這似乎與我們民族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土壤有關。

封建帝王從維護自己的利益與統治出發，自然貶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依附朝廷的正統文人不過是一批御用的“幫腔”與“幫閒”，他們唯有順著主子的意圖引經據典大加抨擊；而民間藝人就以正統文人的思想為主題，創作出一批不同體裁的貶曹作品。“文以載道”是中國的歷來傳統，文藝自古以來都是政治的工具與附庸，從來就沒有真正獨立過。因此，中國古代從未出現過本體化的文學藝術，更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真正知識分子。

曹操曾以他那文治武功的個人奮鬥改變過歷史，而後來的歷史對此也做出了“有力”的回應——改變他的形象與地位。如果我們換一種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