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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他抓住“把柄”。

一次，李世民收拾好行裝正要出宮去打獵，適逢魏徵進宮奏事，他趕緊停止行動。魏徵說：“陛下不是要到南山去打獵嗎？外面的衛隊都準備好了，怎麼又不去了呢？”李世民說：“我正想去，又怕你說我遊幸無度，就臨時取消了這一計劃。”

還有一次，李世民弄到了一隻美麗的鷂鷹，喜歡得不行，正拿在手中把玩，遠遠地看見魏徵走了過來。他害怕魏徵知道了說他玩物喪志，就往懷中一塞，藏了起來。魏徵是前來奏事的，他當然也看見了皇上正在玩鳥。既然皇上不想讓他知道，他也不便挑明。李世民一邊聽他奏事，一邊擔心懷中的鳥兒，也就應酬著嗯嗯啊啊點頭不已。魏徵將要事奏完，還待在那兒一個勁地有事無事說個不休。時間一長，那隻鳥兒竟在李世民懷中給悶死了。

由此可見，李世民的納諫並非象徵性地裝點門面，而是真正達到了從善如流的程度。翻開《貞觀政要》，君臣間幾乎每天都在研究、探討“治道”。如果李世民不廣開言路主動納諫，也就不會高明到哪兒去，在一長串歷代帝王名單中，不過十分平庸而普通的一位而已。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權力只有受到制約，才不會惡性膨脹，才能達到“好鋼用在刀刃上”的最佳效果。這是李世民的成功“寶典”，可惜並沒有被後代帝王視為經驗推廣，更不用說發揚光大了。就連他本人，也沒有上升到理性高度寫入晚年為太子所著的總結自己全部統治經驗的《帝範》一書。

五

封建帝王透過嚴嚴實實的政權網路，凌駕於廣大民眾之上；而冥冥之中，又有一重“宿命”的恢恢巨網、一雙無形的巨大“魔掌”凌駕於封建帝王之上。

這一巨網與“魔掌”就是封建政體。

幾千年來，它就是一位無所不在的“上帝”，高高凌駕於每一中國民眾頭頂，誰也別想逃脫它的陰影籠罩與異化閹割，全是這一制度的犧牲品。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者，也難以逃脫此劫。

世間最為變幻莫測者當數人心，人心總是隨著時間、環境的推移不斷變化更改。所謂的道德、良心、仁義也是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它只能依憑個人的自覺努力與自我規範才能走向善良與美好。不僅外在的環境、事物可以改變它們，就是內心深處，也有兩個對立互異的自我——人性與獸性在長期進行著不斷的廝殺搏鬥。如果獸性佔據上風，那些道德、良心、仁義將如雲煙轉瞬間消逝得無影無蹤。

因此，內心的自我束縛對大權在握的帝王來說，顯得非常玄乎而縹緲。人們除了虔誠地祈求明主的恩惠雨露外，根本無法控制帝王的失態與瘋狂。

唐太宗不是神，他也是一位有著七情六慾的肉體之人。他的內心，同樣有著兩種力量的搏鬥與較量。所不同的是，他總能讓心中的人性、良心、信義佔據上風。

然而，時間一長，那如履薄冰、兢兢業業的緊張弓弦必然有所鬆懈，魔鬼就會乘虛而入；加之經常陶醉在貞觀初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免不了驕傲自滿，忘乎所以。人，一旦不能冷靜地、客觀地面對自我，就會做出許多失去理智連自己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唐太宗一生中最值得稱道就是他所開導的納諫政策，正是這一政策，卻隨著時間的變化開始不斷“變味”，經歷了一番過渡與轉變——由“導人使言”到“悅而從諫”，一變為“勉強受諫”，再變為“意終難平”。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巔（9）

就李世民與魏徵的關係而言，也並不是後人描寫、形容的那麼密切融洽。魏徵原為李建成的東宮“智囊團”主要人物，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嚴厲責問他：“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魏徵慷慨自如地答道：“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認為他是一個難得人才不忍加害，也為了安撫山東政治集團，穩固剛剛奪取的政權，就跟他封了一個詹事主簿的七品小官，具有諫議大夫的地位。

從此，魏徵成為李世民統治集團中的一員，並日益受到他的賞識與倚重。而魏徵作為一名昔日敵手，也只有透過進諫這一獨特的方式向唐太宗表示自己的忠誠。

不論誰人，都喜歡聽一些恭維自己的話語，對批評與指責總是不那麼高興。這是整個人類無可更移的內在本性與痼疾，並非某一個體的弱點。進諫就是對李世民的約束，而皇權是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說得多了，說得過了頭，免不了會惹得李世民內心不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