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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內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補補之類的“工作”。他不可能犧牲家族利益改變“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犧牲個人利益改變皇權集中制與終身制，更不可能制定嚴明的法規約束自己的政權統治，也就無法改變與之相應的封建官僚體制。也許，他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去觸動、改變什麼國體政體，充其量只考慮過如何鞏固、延續自己的家族統治。

這也是所有中國古代民眾的思維盲點！

唐太宗之所以比所有的皇帝英明而被後世稱頌，就在於當時有著許許多多的因素湊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合力，構成了實質上的皇權約束。

一是心理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前朝隋煬帝與玄武門之變。

道德、信義的心理束縛對古代君王與社會治理十分重要。實在難以想象，一位及時行樂揮霍無度，“我死後哪怕洪水滔滔”的君王能夠造福人民。封建帝王沒有嚴格而實質的外部制約，只有心靈敬畏與自我約束才能多少可以發揮一點作用。

李世民曾親眼目睹一度興旺的隋朝在楊廣的暴政下被農民革命徹底顛覆，對群眾的巨大力量感受尤為深刻，充分認識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他是歷史上少有的將廣大民眾置於重要地位的一代君王。因為有著與隋煬帝的許多相似之處，唐太宗謹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隋煬帝的缺點與命運在自己身上重演。沒有隋煬帝的殘暴，就不可能有李氏天下及他的皇位，以此而言，李世民得益於楊廣的殘暴；同時，楊廣又是他心中的一個難以卸下的重負，他不得不將他作為一個參照系，時時對照、比較，找出隋煬帝的內在缺陷及個人消極因素，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一來，唐太宗就達到了化腐朽為神奇的對立轉化之效，將隋煬帝身上的頑冥劣性變為自己的優秀品格。從某一角度來說，沒有隋煬帝的殘暴，也就沒有唐太宗的英明。

如果說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從楊廣從中奪權，那麼玄武門之變則是李世民從父兄手中奪權。玄武門之變於李世民來說，既是他爬上權力峰巔的人生輝煌之始，也是一種時刻糾纏著他的歉疚，一場難以擺脫的夢魘。從道德角度而言，李世民必遭天譴，他的政權合法性更值得懷疑。如果中國古代社會實行的不是專制統治，而是民主政體；如果不是封建人治，而是法制政權，他就可以透過選舉、競爭等和平的手段登上皇位。當然，這只是一種不可能的假設，封建世襲制從來就不以才德為標準培養、選擇接班人。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他除了動點手腳曲意篡改史書記載外，只有刻苦精進，透過將天下治理得超過父兄的顯著政績來說明他是“有道者”而被天下世人“推而為主”，證明他是天經地義　的、合理合法的正宗繼承人。父兄是他心頭無法抹去的一道陰影，更是他走入陽光、走向輝煌的一種督責與促進。

正因為血腥奪權的方式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別人說三道四，也最看重史書對他的記載、後世對他的評價。他不可能堵住民眾的口舌與背後議論；也不可能徹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門之變的基本史實，只是將這一事變解釋得圓滿一些，有助於自己的“正確”地位；更不可能左右後世對他的評價，只有透過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樹立政績、創造盛世的方式獲得人們的認可與讚揚。

李世民除了無形的心靈壓力外，還相當開明地自我設定了一種有形的外在束縛。那就是在不改變封建專制政體的前提下，改變了這一體制所固有的帝王專橫霸道之風，虛心採納臣下意見，將隋煬帝的拒諫改為主動納諫，在歷史上傳為佳話。

因為有人進諫，皇帝的言行處於臣民的監督之下，驕奢之心受到許多限制；李世民以直諫者為忠臣，以獻媚取寵者為佞臣，那些諂媚小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朝廷的風氣較為正常；李世民虛心納諫，可以博採眾長，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避免許多錯誤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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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巔（8）

對臣下的進諫，李世民總是創造一個較為寬鬆、和緩、融洽的氛圍，提倡“言者無罪”的信念，打消臣下心中顧慮，並給予相應的物質獎勵。

其中進言最多的當屬監察御史魏徵，大到國家重大決策，小到個人生活瑣事，魏徵都敢犯顏直諫。李世民也將他視為一面鏡子，時時照出自己身上的缺點與錯誤。魏徵也就更加無所隱諱，儘量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時間一長，就連身為皇帝的李世民都對他產生了一種本能的畏懼心理，生怕出現什麼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