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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壓迫導致反抗，寬容帶來融洽，融洽產生同化。漢族傳統文化那寬容、博大、柔韌的胸懷在不知不覺地改變、塑造著他們。慢慢地，他們就與漢人雜居在一起了，改漢姓、用漢名、說漢話，與漢人通婚。於是，他們的傳統語言消失了，生活習性改變了，原來的體質標誌、傳統形象（如鷹鼻）也發生了變化而與漢人無異。漢族沒有真正的宗教，他們就由過去的猶太教而改信當地的回教，還推崇並信奉儒家的道德倫理學說。到了19世紀下半葉，開封的猶太人就已被完全同化了。這在猶太民族的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特殊的例外。

中華民族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同化力呢？其原因何在？要破解這一複雜的密碼，遠非本文所能承擔。在分析漢人同化異族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那就是漢文化中的某些因子與人類的深層本性頗為吻合。比如所有民族都不畏強權，但能接受因勢利導；比如人們信仰彼岸，但更多的還是關注此岸、講究實際、嚮往世俗；比如對穩定舒適、安逸享受的生活總是趨之若鶩，而漢民族的傳統生活正具有這樣的特性，在漢唐時，不少外族人（包括那些波斯商人），他們一到洛陽、長安，就“樂不思蜀”，不想回去而長期安居了；比如認同感，不因異族而遭受岐視，不以種族為劃分等級的標準，等等等等。

於是，漢民族也就在千百年來的同化異族過程中變得格外獨尊，總是以天朝的身份倨傲地俯視那些弱小野蠻民族，並凝聚成了一種優越的民族心理定勢，自以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為古老、最為先進、無可超越而放之四海皆準的普世文明。乃至到了近代，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出現了一種相當奇怪的反常現象——拒絕接受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頑冥不化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難道說漢族傳統文化就只能同化別人，卻容不得其他先進文化改造、同化自己嗎？

全世界延續、發展至今的民族，大約還有兩千多個，大到近十億民眾，小的只有幾百、幾十人口。現代所有民族，不論大小，不分強弱，他們都有自己本質上的特點，都有區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之處，都有優越於其他民族的地方，都為人類的文化作出過或大或小的貢獻。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世界正在成為一個小小的“地球村”，民族間的交流與交往必然更加密切與頻繁，衝突與融合自不可免。然而，不論是衝突，還是融合，所導致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相互影響、相互同化。美國人種學教授哈頓曾經說過：“現代，沒有任何人可以說屬於一個純正的人種，即屬於一個本源、一個種。因為在文明世界中，所有的人種互相摻合。這種摻雜與混合是自古以來各人種之間的旅行、貿易和侵略關係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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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覺先行代表（13）

民族間的融合與同化是人類整體的一個歷史過程，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嚴厲推行的全盤漢化政策，正是一種順應歷史潮流與發展趨勢的偉大改革。撇開道德層面的善惡判斷與功利性的成敗得失不論，至少他那認同先進文化的自覺之舉為後人樹立了一個可貴的榜樣。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巔（1）

一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們自然會想到他所開創的貞觀之治。中華民族多災多難，難得有幾個值得後人稱道的繁華盛世。排得上號的，也就漢朝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治等少數幾個所謂的“治世”，其中尤以貞觀之治為最，可謂封建盛世之極。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開創的貞觀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基礎，才有唐朝長達近三個世紀的繁榮興旺、博大恢弘與顯赫聲威。唐朝，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驕傲自豪、迴腸蕩氣的偉大盛世，沒有哪個王朝可以與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則是中國古代最英明的皇帝，為儒學士人視為理想化的帝王楷模，在歷史上被長期稱頌，還沒有哪位君王能夠超出其右。

其實，李世民並非唐朝的開國皇帝，而是第二代君主。按照中國古代封建宗法社會長子世襲制的傳統，他根本就沒有資格從唐高祖李淵手中接過權力的魔杖。竇氏皇后生有四子，李世民排行第二，老三李元霸早夭，他與兄長李建成及小弟李元吉都是反隋建唐的有功之臣與重要人物。隋義寧元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淵在太原起兵，僅只一年時間就在長安建唐稱帝。李淵做了皇帝，長子李建成便順理成章地被立為太子。作為二子的李世民，除了被父兄視為忠誠可靠、南征北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