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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一度對寫作、對研究始於熱忱和激情,更多的是盲目的、興趣式的寫作和研究,而戰爭經歷使我的寫作和研究增添更多的理性,寫作和研究的目標也日益明晰,即從贏得戰爭到遏制戰爭,進而設計文明戰爭、理想戰爭,追求和平因素增長點。
搞戰略研究,需要具有戰略意識,而這不是與生俱來的,是從實踐和學習中得來的。現在要完全靠直接的經驗解決問題是不能了,也沒有必要。知識爆炸,資訊共享,解決問題的辦法、渠道非常多,間接的經驗甚至比直接的經驗更權威、更有效,但必要的實踐、越來越難以得到的直接經驗,顯得更為重要、尤為珍貴。15年的軍旅生涯使我對軍隊、對戰爭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和感性認識。地方工作的閱歷,對自己很快適應非軍事工作、掌握社會其他領域的知識,擴大、提高思考問題的領域和層次,有很大的幫助。如果沒有我這樣的經歷和機遇,以及抓住機遇的敏銳力和果敢力,要想取得現在的成績是很難想象的。
戰略決策權固然握在最高決策人手中,然而,培養戰略意識,開展戰略研究,決不僅僅是決策者的事。其實,研究戰略問題同研究戰術問題花的功夫是一樣的,關鍵是一個高度。屁股指揮腦袋,這是對一般人說的,對搞研究的人來說,應該腦袋就是腦袋,不要受職務的限制,把思維提升到需要研究的層次上。要具有戰略頭腦,卻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我經常講,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比喻看問題的需要有高度。然而這很難,當我們乘飛機從1萬米高空往下看,除了雲還是雲,其他什麼都看不到,更不要說在月球上了,肉眼根本看不到。所以我想,要具有戰略頭腦,首先需要培養戰略意識,培養自己的思維能力。因為思維具有穿透力,可以瞬間思考兩個相距十萬八千里的事物,看不到的事和物,只要能想到,就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說資訊戰是戰爭對我的刺激,後來我提出理想戰爭便是祈望創造文明戰爭帶來的碩果——這就是十多年來我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考察分析的成果。
搞戰略研究,必須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這就要甩掉包袱,然而卻非常難,有一個陣痛過程。你想吧,一年發表幾十篇文章,時不時地露露名,也是一件很過癮的事。要另起爐灶,搞體系、學科的研究,風險很大。為了資訊戰研究,我有幾年把其他寫作慾望拋在腦後,這要學會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過了這段時間,就可以進入一種新境界。當然這並不是說過去在較低層次上的研究、寫作沒有用了,這些是基礎和素材,也是一種積累,仍然可以充實到新的研究領域中去。像我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電視文學劇本《戰國風雲》是1985年創作的,其中一部“合縱連橫”的思想就納入了《資訊戰》的重要內容。
重操舊業
1994年5月,我從軍隊轉業到地方兩年後,被調到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工作,這是一個主管全國對外開放的政府機構。有一天,李炳彥老師來看我,說,現在世界範圍的資訊戰開始升溫,但我軍的研究仍停留在介紹外軍的層面上,能否從新拿起資訊戰的研究之筆,為我軍資訊戰研究點個火。
當時我已很久不搞軍事研究了,因為實在太苦太枯燥了。而是在寫《下海指南》,為企業寫書搞策劃寫《橫店模式》這類書,效益相當可觀。現在已是中國企業大哥大的中國橫店集團,1991年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鄉鎮企業,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與集團的總裁徐文榮成為好朋友。與他的相識,使我懂得了企業、經濟這些新的事物。我開始研究橫店集團,對經濟發生了興趣。從1992年12月至1996年10月,我出版了12部專著,只有一部是研究戰爭的,而關於橫店集團的書有5部:《橫店模式》、《橫店社團經濟模式研究》、《橫店的精神文明建設》、《橫店之路》、《著名專家學者論橫店》。
重操舊業何其難。但李炳彥老師經常教育我,激勵我,讓我舉起資訊戰這面旗幟。那以後,我和李老師幾乎天天要見面,每天還要通幾次電話,喝下的酒至少有一噸,當時李老師的酒量很大,每頓飯不下一斤,當然有時是碑酒。第二年,在李炳彥的催促下,我利用國慶3天假期終於完成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經李老師潤色編輯的文章:《當今世界軍事革命的重心——資訊戰研究導論》,1995年11月7日《解放軍報》以整版的篇幅予以發表,在頭版發了要目,並加了很長的編者按:
當今世界,軍事革命的浪潮正拍擊著新世紀的大門。這場革命的核心是機械化戰爭向資訊戰的過渡和轉變。
本刊曾發表了介紹外軍關於資訊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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