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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為幹部任團後勤處戰勤參謀，每月工資53元，當時一起入伍的戰友，津貼才8元。我的提幹任命是步兵第五團團長吳銓敘、政委米養民簽署的，職務是步兵第五團第一營第三連排長，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最後一批直接提幹的命令，這以後產生的解放軍幹部必須是軍隊院校畢業的，這一天是197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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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童年

我小時候住的那條弄堂，緊傍西湖東岸的湖濱路，在弄堂中就能望到碧波粼粼的西湖水。窄窄的弄堂筆直筆直有幾百米深，剛好能駛入一輛小轎車，坎坎的水門汀路面年久失修，坑坑窪窪。弄堂裡，老式連體石庫門樓房列在兩側，還夾著幾十間參差不齊的私人平房。這些石庫門樓房建於20世紀30年代初，是一位絲綢巨賈投資的。由於地段好，品質好，房租高得驚人，新房客入住僅交給老房客的轉讓費就要幾兩黃金。新中國成立後，這裡的住房大多分給平民百姓居住。這裡的房價目前仍是杭州最貴的，據2004年11月4日的浙江《今日早報》報道，在此地建造的名珏公寓是號稱離西湖最近的住宅，不帶任何裝修的毛坯房最高售價已達4萬元人民幣/平方米，月租金達到20美元/平方米

弄堂的一個出口是湖濱路，有一座湮隱在法國梧桐綠茵中的五層建築臨湖飯店，算是最奢華的建築了。那碧綠的法國式建築，不僅把西湖點綴得更加別緻素雅，也把狹窄簡陋的弄堂遮掩得嚴嚴實實。

弄堂的另一個出口是著名的東坡路，解放前是妓女出入的地方。據老人說，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前，城裡的妓女都集中在拱振橋。那時女人對罵最惡毒的話是：“臭婊子，你是從拱振橋出來的？”“賤貨，到拱振橋賣×？”大人嚇唬女孩：“再哭，送你到拱振橋去。”可見當時杭州人對拱振橋的厭惡之極。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後，妓女們先集中到南班巷、吳山路，後遷至東坡路。

弄堂裡的石庫門樓房有幾個牆門被日本老鴇租下開堂子，門框上方花岡巖過樑刻著“特殊慰問所”字樣。父親曾在管轄這個弄堂的上城區公安局湖濱派出所工作，對這裡情況很熟悉。（聽父親講，這裡居民身份很複雜。有位鄰居大媽曾經是高階妓女，進出都是小轎車接送。也有靠妓女們發財的娼鴇，隔壁牆門住著一對老人，解放前養了三個妓女，據說解放後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一位“女兒”，招了女婿，“女兒”為他們還生有幾個孫子。鄰居中還有靠收租生存的二房東，“文革”期間抄家，曾從一位二房東家中抄出四隻黃金鑄成的金鞋子。

這裡雖然住著百十戶人家，卻很少有喧鬧的氛圍，這與弄堂周圍車水馬龍的景象格格不入。陌生人一踏進這條弄堂，立刻像進入怡靜的臥室。我每年從部隊回家休假時，總覺得弄堂太安靜了，空氣是那樣的冷漠、混濁、鬱悶，呆久了又是那樣的親切、溫馨、安逸。這裡的人有早睡晚起習慣，很有規律。尤其是冬天，無論大人小孩，總要睡到不能再睡的時辰才匆匆起床，草草洗漱，時間安排得不折不扣，每天離家上班上學的鐘點不會誤差半分鐘。晚上，八點一過，弄堂裡便會漂來一位大媽吵啞呆板的吆喝聲，“樓上樓下，門窗關好，東西挪進，火燭小心”。週而復始，由遠而近，再由近而遠，最後消殆在夜幕中。每當她的吆喝聲響起，弄常裡便能聽到關門窗、放腳踏車、收衣物的聲音。不久，各家各戶玻璃窗內的燈光，像一雙瞌睡的眼睛眨巴眨巴相繼熄滅，弄堂變得靜悄悄、冷清清、陰森森。

我的家就在弄堂的一個牆門內，前有“天井”，後有“曬臺”。樓上樓下有6戶人家，我們家5口人加一位保姆住二樓一間17平米房間，樓下同樣面積的房間卻住著三代10口人。通風、隔音條件非常差，樓上掉一隻筷子，樓下便會如雷貫耳。樓下的住戶經常會因為樓上住戶動靜太大而大聲指責，有時還會拿曬衣服用的竹杆捅地板以示抗議。條件再差，畢競是自己的家。父母為了避免我受“汙染”，對我交的小朋友有嚴格的限定，還經常把我關在樓上，不讓我與鄰居們的孩子玩。所以小時候的性格很孤僻，除了看書，就喜歡異想天開。

弄堂裡住著一位農業科學家，後來才知道叫吳耕民，浙江農業大學和他上虞老家都有他的塑像。他的外孫是我的幼兒園的同學叫儲小印，因為是書香門弟的緣故，父母親從不限制我們的交住，我可以經常去他家玩。他們家住著整個牆門，也就是我們6戶人家住的一幢房，生活條件非常優越，我當時特別饞儲小印每天能喝一瓶牛奶。我到他們家去時，偶而也能見到吳耕民，他戴一副極度近視眼睛，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