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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中央級的新聞報道。這份雜誌是解放軍總後勤部辦的，規格也確實很高。但我並不高興，因為沒有我的名字，才兩句話不到20字，這能算文章嗎？所以我至今也沒有把它當回事。雖然文章不像文章，但作為一個團級單位能夠在總部的刊物上露露臉也確實不容易。

那時每個部隊對新聞報道工作都抓得很緊，團以上單位都有硬指標，評比獎罰細則很到位。比如，電臺廣播稿播音員念一次就完了，很難查證。所以所有發表的稿件要以郵局寄來的稿費匯款單為憑證。我至今還保留著許多這樣1元2元的稿費憑證。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誰在《解放軍報》上發一篇稿，就可以立三等功，戰士可以直接提拔為幹部，所以大家寫稿投稿的熱情非常高。當時的軍隊也和地方一樣，百廢待興，各項工作很有生氣，領導們既想透過新聞報道反映自己的工作，也想透過新聞報道鼓舞士氣，激勵工作。據說有位師政委，發動全師官兵寫稿，裝了幾麻袋文章，還裝了幾卡車的大米、食用油和土特產，派宣傳科科長送到報社，讓記者編輯老總感動了好幾年，這個師的新聞報道工作自然很出色。

這樣的環境，為各路秀才們創造了施展才華的各種平臺和晉升機會。當時還有一種說法，在部隊發展要耍好“兩杆子”，一是“槍桿子”，一是“筆桿子”。這樣，我那篇沒有名字的新聞稿，不僅為團裡爭了光，多了一篇中央級稿件，當年全團新聞報道排在全師第一；師裡多了一篇中央級稿件，當年全師新聞報道排在全軍第一，為此，師團都給我發了新聞報道一等獎，大家心照不宣，我也裝傻半推半就。

寫《拔“釘子”》這篇文章時，我已調到師司令部作訓科任參謀了。這篇文章是與科裡另一位參謀章新文合作的。那時，章新文是科裡的內勤，安徽人，很內秀，有文字功底，語法詞彙、謀篇佈局已很有研究，如對“的”和“地”的用法，他就有很精闢的說法：“的”的後面一般是跟名詞，“地”的後面一般是跟動詞。而這些卻是我的弱項，我的強項是想法多、觀點多。

科長陳光運是個湖北人，他的學術能力在全軍已小有名氣了。陳光運對全科的學術研究工作抓得很緊很細，經常把我們召到一起傳授寫作和研究的技巧，還給我們講解錯字別字。他把我與章新文撮合一起搞研究寫文章可謂用心良苦，那時叫互補，現在叫雙贏。

這篇文章的責任編輯鄧時發，是陳光運的老鄉，他們的關係不一般，文章經陳光運潤色推薦很順利地發表了，“庖丁解牛”這個成語就是他給我們加上去的。後來，我還專程到南京軍區陸軍學校求教過鄧時發，這是一位很好的編輯，編髮過我12篇學術文章。1985年軍隊百萬大裁軍時，南京軍區與福州軍區合併，保留南京軍區名稱，而南京軍區陸軍學校併入福州軍區的南昌陸軍學校，這份學術刊物也停辦了，鄧時發選擇了轉業，他回武漢聯絡工作時給我打過電話，當時我已調成都軍區工作，也沒有能力為他盡一份力，至今感到很憒憾，一晃20年了，再也沒有聯絡過。

另一個要感謝的人是華士詠，他是我們2師出去的，曾在人民前線報社總編辦公室工作。我在登稿無門的情況下，斗膽給他去了封長信，居然感動了他，一次他值夜班時，竟然在馬上要製版的報紙中插進去了我的第一篇獨立報道並署名的新聞稿：《新兵一班考核奪魁》。雖然文章極短，正文加上標題、標點符號和署名才64個字元，稿費僅1元，但對我的激勵是很大的，這一天是1982年12月7日。報紙與雜誌的影響力是兩個等量級的，雜誌的受眾有很大的侷限性，尤其是學術雜誌的輻射更小，報紙輻射的面要廣闊得多。很多人是從這篇小稿開始認識我的，知道我會寫寫文章，在團裡也算個“筆桿子”、小秀才了。

《拔“釘子”》和《奪魁》兩篇文章發表後，一發不可收了，從1983年到1985年，在全國報刊上又發表了72篇文章。

專欄作者

那幾年，我們軍搞學術研究的風頭很勁，從軍長到戰士，人人動手，我們作訓科也訂有指標，並向師司令部作了保證：每年人人要見報。這就很難，科裡有位參謀餘敬軍，步兵五大技術很好，但文字細胞少得可憐，要他獨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實在比登天還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既要提高幹部的寫作和研究能力，更要加強與報社的聯絡。為此，陳光運到北京的解放軍報社學習了半年回來後，便又派我去南京的軍區人民前線報社學習，那是1982年8月的事。

我學習的那個科是報社的軍事科，科長李贊廷是位河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