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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和昔日的記憶終於一致起來，“架場君？”

“久違了。”說著，他向在櫃檯裡笑嘻嘻地眯縫著眼睛看著我們交談的老闆又要了一份咖啡，坐到我在的桌子前。

“時隔多少年啦？已經十六七年了吧。好像瘦多了。”

筆直地放下的話，好像會夠到嘴邊的長長的前發，被草草地梳向一旁。在它的下面閃閃發亮的一對小眼睛、端正的鼻樑、嘴唇薄薄的略為大的嘴巴……

留在我記憶中的架場久茂的模樣兒是一個剃得光溜溜的腦袋，不過這男子確實是架場久茂。

“在靜岡呆到什麼時候？來京都是什麼時候？”他一面眨巴著像綠豆一樣的眼睛，一面懷念似的問我道。

“7月初來這兒的。”

“住在這附近？”

“是的。”

“那，嗯，說不定是那裡吧，那棟叫‘綠影莊’的洋房旁的……”

“你知道？”

“嗯。”他點了點頭，“我朋友的家就在那附近，我常路過那裡。是棟老洋房，不管願不願意都會引起你注意吧？發現建在同一地皮上的平房貼著寫有‘飛龍’的名牌，因為這名字很少見嘛，所以不由得放在了心上。”

（那說不定……）我想起了7月初來這城市時，第一次進那棟洋房時的事。

當時——讓母親先回正房，我獨自上二樓的涼臺時——站在門前看著建築物的黑衣服的人影，那也許就是他，所以他那佇立著的樣子與我記憶的什麼地方產生了共鳴……

“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問。

“修學院一帶。”他答道。是比這兒更北的一個地方，“這店的老闆，是大學的老前輩，所以常來這兒。當然，平日裡來這兒要更晚一些時候。”

架場久茂是我自小學時代起的朋友，可以說是童年的朋友。初中和高中都進了靜岡的同一所學校，但兩人更加親密交往，我想是在高中同一個班級的時侯。高中二年級的冬天，他突然轉校了。這麼說來，記得好像是搬到了關西。

“現在呀，我在Kxx大學文學部當助教，是個不足道的打雜工——你在幹什麼？”

經他一問，我有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這個——沒有就業，算是個畫畫的。”

“啊，是嗎？”架場並沒有露出詫異的神色，“記得你說要上美術大學，從小你畫畫就很好……嗯，我記得很清楚，因為你畫的畫哪幅都是奇怪的畫嘛——已經結婚了嗎？”

“和母親兩人生活。”

“沒有嘮嘮叨叨地叫你快結婚？”

“並沒有。”我慢慢地搖了搖頭，“你呢？”

“我？”架場伸了伸像貓一樣團著的背，聳了一下肩，“暫且以獨身主義者自居，但最近親戚們都用白眼看我了。”

高中畢業後我就上了東京的M美術大學，過了四年的寄宿生活，大學畢業後便回到靜岡的老家，一直畫著沒有打算換成錢的畫。

池尾母親和父親都並沒有想責備這樣的“兒子”。我從小體弱多病，性格內向，非常怕與人交往，在這一點上，他們非常理解我。當然，這是我當時就知道的，飛龍家，即我的親生父親高洋，給池尾家寄來了一筆相當數額的錢作為我的撫養費。我想如果沒有這筆錢，我的處境可能自然就不同了。她尾父親死後我也依然體弱多病，屢屢病倒，讓母親操盡了心。

在看得到海的建在高崗上的家裡，我度過了孤獨的20多歲的這段歲月，除了學生時代的朋友偶爾來訪以外，也難得與人見面。那是猶如停滯在深湖底部的水一般的又冰冷又寧靜的日子。 ※棒槌學堂の　精校E書　※

是與戀愛、結婚這類東西全然無緣的生活。說來絕不是可驕傲的，但也並沒有因為此事而感到不如人家。母親也什麼都不說，我想今後也恐怕如此吧。

現在畫些什麼樣的畫？有沒有舉辦過個人畫展？為何遷到京都來？……彷彿想一舉填補十幾年的空白似的，架場用懷念的口氣接二連三地問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我都按他所問，一一作了回答。

“不過，是那個吧？繼承了那麼大的家業，俗話說的遺產稅什麼的，夠受的吧？”

“是吧。”我一面將菸灰磕在盛滿菸頭的菸灰缸裡，一面說道，“好像是處理掉了各處的土地什麼的。”

“好像是？是你自己的事吧？”

“因為這方面的事大體上都交給母親去處理了，我一直住在醫院裡嘛。連搬家的手續什麼的，也全部交給她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