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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說：“我李斯乃是上蔡閭巷之平民布衣，仰皇上恩寵，得幸被拔擢為丞相，受封為列侯，子孫後代皆位尊祿重。今主上將國家之存亡安危囑託於臣，豈可以有所辜負？避死而求僥倖，不是忠臣之所為；苦勞而蹈危機，不是孝子之行事。臣下人子，各守其職責而已。趙君不用多說，老夫將要得罪了。”

在趙高聽來，李斯的話，語在雙關。得罪之指向，若在趙高，則是逐客出門，斷念絕意；得罪之指向，若在李斯自身，則是上軌道入計劃的開始。趙高堅定地引導談話的方向說：“聽說聖人遷徙無常，順應變化而與時俱進，察見微末則能感知根本，觀測動向則能明瞭歸終。趨時應變，乃是物事固有的本性，哪裡有守成不變的道理！眼下，天下權柄之命運繫於胡亥；胡亥之成功，又繫於在下能夠通達丞相，連線內外。政權營運，從外製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由上方控制下部，由中樞控制外圍，乃是執政之道。秋霜降而草花落，水搖動而萬物作，末由本定，乃是必然的道理。以丞相之明鑑，難道不能及早有所察驗？”

五趙高與李斯的博弈（2）

李斯欠身坐下，說道：“我聽說晉獻公更易太子，晉國三世不得安寧；齊桓公兄弟爭位，公子糾死於內亂；商紂王殺比干，囚箕子，不聽勸諫，社稷傾危，國都成為丘墟。以上三事，逆天違理，使宗廟不得血食永祀。我李斯為人，要在順守為臣之道，豈能干預繼嗣？”

趙高是佩劍行武、強壯堅忍的人，他逼近李斯說：“天下事在人為。上下和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裡。丞相若是聽高之計，定將長有列侯之位，世世有封君之稱，壽如喬松，智如孔墨。丞相若釋此不從，禍患將及於子孫，足以寒心。善處世的人因禍為福，請丞相您擇善決斷。”

李斯矛盾，李斯惶惑，李斯驚恐，他無法說服自己，也無法抗拒趙高。在為臣之道和保身固寵之間，在安定國本和攫取權益之間，他始終搖晃。這時候的李斯，年過七十，已經是垂暮之年，行事多為晚年子孫計，他垂淚嘆息：“嗚呼哀哉，落日黃昏，遭遇亂世，身不能隨先帝去，命將何處依託哉！”仰天長嘆之後，他接受了趙高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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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沙丘密謀背後的糾葛（1）

政治上的分合對立，有綱有線有怨。政見上的分歧是綱，人事上的站隊是線，政見和人事之外，還有個人間的恩怨攙雜其間。

秦始皇有子女二十餘人，其中兒子十五人，長子是扶蘇，幼子是胡亥，另外知道名字者，尚有公子將閭和公子高；女兒十人，史書上曾經提到過的，有李斯的兒媳，也就是李由等兄弟的妻子。史稱扶蘇為人剛毅而武勇，信任屬下，既能取信於人，又能激勵用人，奮發致力於政事，最為始皇帝所器重，也為朝野上下所服膺。始皇帝晚年，獨裁加深，行政日漸苛酷。三十三年，焚書毀禁百家之言；三十五年，坑儒活埋諸生方士。對於焚書坑儒，公子扶蘇有不同看法，他勸諫始皇帝說：“天下初定，遠方的百姓尚未能安集，諸生都是誦讀孔子、因循守禮的人，父皇以重法嚴懲，兒臣恐怕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晚年的秦始皇，大概是已經聽不得不同意見，當即大怒，發落扶蘇出京到上郡，去蒙恬所統領的北部方面軍中出任監軍。

始皇帝晚年有一大疑政和失政，就是沒有立太子，明確皇位繼承人。扶蘇是長子，賢明而為皇帝器重，是朝野上下公認的繼承人。扶蘇的離京外放，對於皇帝的繼承問題和始皇帝晚年的帝國政局，不可不謂有重大的影響。

焚書一事，出於丞相李斯的建議。李斯是法家，他反儒反分封，對於先王之政和仁義道德都不以為然。坑儒嚴懲方士諸生，他當然也是推波助瀾的人。扶蘇反對焚書坑儒，為儒生說話。他在政治主張和政策上，自然與李斯對立起來。李斯在始皇帝死後的不安，其政治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這裡。

李斯與蒙恬之間，在政見上也有對立。秦統一中國以後，整個北部邊境，直接鄰接強大的匈奴，騎馬民族南下的威脅，遠至遼東，近及首都。始皇帝自視為天下唯一的君主，不能容忍對等和對抗。當他準備攻擊匈奴、佔領匈奴南下的進出基地——河套地區時，李斯曾經呈述不同的意見，反對進兵。李斯勸諫始皇帝說，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有生活方式的根本差異，匈奴非定居無城郭，逐水草而居，如同候鳥遷徙，很難控制得了，草原騎戰和城守攻堅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秦軍輕裝深入，軍糧難以接濟；攜輜重深入，則無法機動對應。佔領匈奴的地方無法常駐，捕獲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