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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軍費開支空前龐大；南京政府便濫發紙幣；以彌補鉅額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如脫韁之馬；持續猛漲；再加上四大家族與貪官汙吏、奸商互相勾結；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強取豪奪；使國統區出現了百業凋敝、經濟破產；民生艱困的景象。

其中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為嚴重。至1948年夏；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了600餘萬倍。6月份；上海的米價竟上漲到每石1800萬元；而當時一般公教人員工資低微；小學教師每日收入僅夠買四五副大餅油條；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難以言狀。許多人真是到了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極點。國統區到處出現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為了防止國統區經濟出現總崩潰；1948年夏；國民黨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行包括髮行金圓券、限制物價和收兌人民所持金銀、外幣等內容在內的所謂“經濟改革”；企圖依靠行政力量對國統區經濟實行管制；以此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7月下旬；蔣介石召集高階幕僚會議；提出了幣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蔣介石在廬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國的認可。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頒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正式宣佈實行幣制改革。蔣介石與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招待所謂民意代表及寧滬金融界人士；要求經濟界人士支援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宣佈在行政院下設經濟管制委員會；負責實施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緊接著南京政府釋出俞鴻鈞（當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和蔣經國為上海經濟管制正、副督導員並即時赴任。上海是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蔣介石派蔣經國擔負此重任；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介石在“經濟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賭注；抱有“只准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

然而；當時的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制經濟；強制推行幣制改革的前景卻憂慮重重；並不樂觀。《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以借國庫發行；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蔣經國的身上；俞鴻鈞名義上是正職；但只是掛個名而已。蔣經國有蔣介石給他的尚方寶劍；聲勢煊赫；來頭不小；但他深知在當前的情況下推行經濟改革困難重重；而此次幣制改革的成敗又關係著國民黨政府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前途；勢成騎虎；只有幹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經國不是個輕易退讓的人；他對自己的那一套頗為自信；相信充分運用所謂的“革命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宣稱：“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在正式宣佈蔣經國出任上海經濟管制副督導員的前一天；賈亦斌到南京勵志社去找他；請他出席蘇州青年軍夏令營結業典禮。出乎賈亦斌的意料；蔣經國對賈說：“我另有重要任務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賈亦斌驚奇地反問：“這不是早就說好了的嗎！又有什麼更為重要的任務呢？”他有些激動地說：“這次領袖委派我去上海負責執行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的工作；任務是艱鉅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撓；只要是違犯國法者；不論其官職有多高；財力有多厚；我都將堅決依法懲辦；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賈亦斌未等他把話說完；就急忙問他：“發行金圓券的基金從何而來？”他回答說：“只需四五千萬美元就夠了；數目不多；好解決。”賈亦斌見他說得如此自信；還是有點半信半疑；但認為如果能由此使貪官汙吏和姦商得到懲處；物價能得到平抑；這對飽受物價暴漲之苦的人民還是有好處的；所以也感到高興；當即對蔣提出了八個字的希望和祝願：“秉公執法；早日成功！”然後握手告別。

蔣經國的“鐵腕”使上海的物價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穩定；岌岌可危的財政金融危機也似乎有所緩和；一時輿論出現了一片讚揚之聲。有的報紙稱蔣經國是國民黨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稱頌蔣經國為“蔣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國記者則稱之為“中國的經濟沙皇”。

蔣經國為暫時的勝利所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