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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改由官方營運。

於是，復興航業公司率先遷臺，監理委員會成立後，政府為昭鄭重，特由交通部長賀衷寒，擔任監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但是賀衷寒希望杜月笙和錢新之方面，也能推薦兩個人，擔任常務監理委員。而在這兩位常務監理委員中，楊管北是當然人選，無需加以考慮，至於提名另一位時，杜月笙和錢新之，便得煞費一番商量了

浙江諸暨人，畢業於黃埔軍校二期，北伐時期在上海當過兵站總站長的周兆棠，他跟杜月笙結識甚早，周兆棠後來任過中央軍黨務處長、考試院法規委員、交通部司長、國民黨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立法委員等職，同時他又是招商局的董事之一，和杜月笙也算是同事。三十八年春，周兆棠從南京舉家遷往香港，住在堡壘街，和堅尼地臺十八號杜公館，相隔不遠。因此他閒來無事之際，常去杜公館走動，陪杜月笙聊聊天，吃吃飯，往往杯酒言，在亂離中極盡友朋之樂。杜月笙對周兆棠的才幹頗為賞識，認為他確能辦一番事業。雖然雙方淵源不深，但是當他考慮推薦復興航業公司的另一位監理委員時，基於「選賢與能」、「用人唯才力是視」的道理，他便很自然的想起了周兆棠這位朋友。

湊巧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賀衷寒的建議，提的另一名監理委員人選，也是周兆棠，臺北香港，不謀而合，使杜月笙頗為欣慰，他再跟錢三爺錢新之一商量，三方同意，於是周兆棠便回到臺灣。復興航業公司的業務，由於賀衷寒高高在上，楊管北本身的事業繁忙不堪，因此多一半系由周兆棠負責，杜月笙尤曾一再的表示，他希望復興航業公司，能在周兆棠的大力推動下，達成他設立當初時的構想和願望。

一直到杜月笙逝世之後四年，民國四十四年復興航業公司恢復民營，重開董事會，周兆棠被推薦為董事長，這和杜月笙當初的意旨，可謂完全符合。復興航業公司迄今仍為臺灣航業巨擘之一，周兆棠亦早成航業鉅子，他對於十餘年前杜月笙的一番培植、支援的熱忱，始終是掛在嘴上的。

馬連良到添份熱鬧

平劇名鬚生馬連良，多年來一直受到杜月笙的關照，對杜月笙敬之如父執，平時相處，和家人父子一般的親密，杜月笙的恆社子弟中，大概就數馬連良的平劇造詣成就為第一，因此一生嗜愛皮黃的杜月笙，對他這位高足極是愛護得很。抗戰時期，馬連良在淪陷區裡唱過戲，勝利後有人指他靦顏事敵，使他不獲繼續登臺演唱，便由杜月笙為之大力緩頰，馬連良乃能在勝利以後獨步京滬，紅極一時。所以民國三十六年杜月笙做六十大壽，南北名伶名票演唱十天，馬連良和梅蘭芳兩位伶王，確實是賣盡了氣力。十天義務戲裡除了孟小冬登臺的兩場，馬連良曾將他的拿手好戲如「龍鳳呈祥」、「打漁殺家」接連的各唱雙出，同時還把他在中國大戲院演出的班底，盡出精英，報効師門。

馬連良在大陸淪陷以後，曾經翩然抵港，唱過一陣子，在這段時期他不論怎樣忙碌緊張，三日兩頭必定會跑一趟堅尼地臺，給老夫子請安。杜公館每星期五的平劇清唱小集，他祇要有空，必來參加，馬連良一到杜公館，由於他有說有笑，講講唱唱，使得門庭冷落車馬稀的杜公館立時熱鬧起來，杜月笙的八個兒子、要好朋友、左右從人個個會哼幾句，家中還有姚玉蘭與孟冬皇，這許多人都和馬連良要好，他們常在一道說笑、吊嗓、拍照，杜月笙是素來清淨不了最喜熱鬧的，因此馬連良一來往往使他精神煥發，心情開朗，小毛病一時全忘卻了，那眞比打針吃藥尤其有効。

三十九年夏季以後的堅尼地臺杜公館，人來客往較先前略微增多。這有兩重因素，其一是杜月笙大病已愈，精神較好，他無法出門拜客，好朋友卽使不來他也會命萬墨林打電話去叫。其二是「登門求告」要求幫忙的朋友漸漸的多了。

一日，有一位早年在重慶結交的朋友託人來講，他已經辦好了入境證，卽日將赴臺灣，但是他客居香江，資斧已盡，連船票錢都湊不齊了，無可奈何，他向杜月笙借三百元港幣。

杜月笙一聽，驚了一驚，當時便極感困惑的問那位代言者

「怎麼他老兄會落到這步田地的呢？」

原來此公是重慶富翁之一，生意、房地、山畝，多得不可勝計，杜月笙旅渝時期常去他家裡，一間富麗堂皇的客廳，面積和佈置可與大跳舞廳媲美。在香港誠然是逃難，但是杜月笙對於他連三百元港幣也要開口告貸，委實有點出乎意外。

於是來人告訴他說：

「客居在外，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錢逼死英雄漢，這有什麼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