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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遺。」

除了自己勵志進修，勤讀不輟，但凡遇有重大的問題發生，屬於專門範圍，而不是他的智識能力所可瞭解。杜先生會立刻想到某人對於此一問題有研究，或者某人對此具有實際的經驗，他把某人某人分別找來，為他詳細講授。那時候他聚精會神的聽講，聽不懂的地方頓時便問，接連的請幾位先生講解下來，於是，他學問也有了，經驗也得到，據而處理問題，自然迎刃而解。這是他善於吸收學識和經驗的過人之處。

於焉，方治先生曾謂：「先生嘗以幼年未能致力學問為憾，可是他的刻苦自勵，慎思明辨的工夫，較之一般自命為通儒學者，並無遜色。蓋因天賦甚厚，虛懷若谷，有以致之。他把宇宙間的經緯永珍，都作為研究的課題；社會上的美惡是非，都視作人生的明鏡。因此，他的卓越見解，超人智慧，誠非常人所可望其項背。」

旨哉斯言，入木三分。由於方治先生這一段月旦之評，使我想起過去有人「封」杜先生為社會學博士。我以為這並不是對杜先生失敬的一種嘲諷，而是很允當的稱號。故前行政院長俞鴻鈞先生撰「憶杜月笙先生」一文中便說：「……先生交遊遍天下，士農工商各階層無不普及，故其社會經驗，更較任何人豐富。」

杜先生因為自己幼年失學，及長對於文化教育事業，極為重視，他曾斥資數十萬元，在上海北新涇剏設正始中學，貧家子弟，一律免費。這所中學管教綦嚴，規模又大，前後若干年間，為國家造就不少人才。北伐時期軍政要角陳群，當他宦海失意，潦倒申江的時期，便曾應杜先生的延攬，擔任過正始中學的校長。

在文化事業中，杜先生和上海新聞界淵源頗深。早年他便擔任申時通訊社董事長。抗戰勝利以後，他更出任申報董事長、新聞報董事、商報董事長等要職。此外，他又曾任過世界書局代董事長、大東書局董事長、以及中華書局的董事。如所周知，申新二報素稱國內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報業巨擘，商報是後起之秀，但在上海淪匪以前，大有後來居上，四方矚目之概。如世界、如大東、如中華，都是久執文化出版業牛耳的大書局。杜先生遙遙領導，能夠做到上下一心，員工翕從。他由祇讀過幾個月書的市井中人，一躍而為文化、教育、新聞界的領袖之士，這份榮耀，豈是輕易得來？汲長補短，徒利自身，而杜先生卻能更上層樓，將他平生莫大的遺憾，化為對文化教育服務的熱忱，個人不忮不求，但求盡心盡力，兼且一一發乎至誠，難怪他在這一方面，能以一介布衣，系天下之重望，而其一生行誼，亦以儒俠相併先了。

不做官、不受公祿

杜先生在他的遺囑中又說：

「……生平未嘗參加實際政治，然區區愛國之懷，不敢後人。……」

誠然，這是紀實之句。終先生一生，從未擔任過政府的公職，接受過國家的俸祿，然而望重東南的廣泛人緣，忠黨愛國的一腔衷誠，前後四十年間，論一介平民而為黨國所盡力量之大之多，恐怕也是無人可與杜先生比擬。舉其犖犖著者：蚤在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軍興，今總統蔣公揮戈北向，先生便聯絡志友，秘密響應。十六年竭力遊說奉系軍閥畢庶澄，放棄淞滬，同時並組設共進會，協助革命，參加清黨，粉碎共匪組織暴力，企圖攫奪上海之陰謀。祝紹周先生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參謀長，以當時駐滬深受先生之助，曾經撰文盛予頌揚：「杜先生朝夕參與籌劃，竟無倦容，新工人糾察隊，多其從者，出力尤大。先生在滬，僅一介平民已耳﹗無官守，無職責，而獨忠黨愛國如是，當亦天性忠義所使然也。」

由於這驚天動地的一幕，杜先生厥功至偉，蔣總司令親自延見，請他擔任總司令部少將參議，先生表示僅能接受名義。那年他正四十歲，意興頗豪，曾經穿起少將軍服，拍了一幀照片。自此以後便不聞他再提起這事，此為先生穿軍服的第一次，同是也是最後一次

清黨以後，杜先生聲譽鵲起，成為舉國聞名的大人物。二十年九一八事變，馬占山孤軍抗敵，先生籌款十萬，匯往慰勞。二十一年一二八變作淞滬淪為戰場，先生籌組地方維持會，供應軍需，撫輯流亡，開軍民合作，共御強侮之先河。二十六年抗日軍興，先生成立抗敵後援會、江浙行動總隊，發動全民，支援前線，籌募救國公債，數逾七千五百餘萬元。上海淪陷，日閥百計籠絡羈糜，杜先生大義凜然，輕裝簡從，偕錢永銘先生乘外輪赴港。自此協助中樞，策動滬上地下工作。功勳卓著，昭昭在人耳目，如鋤奸肅諜，蒐集情報，汪精衛靦顏事敵，轟動全球之高陶反正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