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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第122頁。＇

同年7月，企劃院在《我國經濟國力判斷（第二次）》中也指出：“必須迅速尋求收拾中國事變的方策，……在看不到生產力擴充和貿易進展的情況下，樹立對今後戰爭的計劃是至難之事。”［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蟲室：《陸軍軍需動員〈2〉實施編》，朝雲新聞社，1970年版，第272頁。＇

侵華戰爭陷入長期化破壞了日本的世界戰略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初，原本是將此作為有利於其對外擴張總體戰略的首要環節考慮的。即透過速戰速決，建立以日本為首的“日滿華同盟”，再依靠這個“同盟”賦予日本的強大力量，實現其南進和北進的大擴張。經過15個月戰爭，這個預想徹底破滅了。侵華戰爭不但未能幫助日本的總體戰爭計劃，反而成為沉重的包袱，使日本在即將到來的“國際大轉機”面前失去了從容應付的能力。

為了準備新的世界大戰，日本陸軍自1935年夏起，對本國的綜合國力進行了全面調查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於1937年5月以世界大戰為目標，制訂了《重要產業五年計劃要綱（陸軍內部用）》，要綱的方針指出：“大約以1941年為期，籌劃計劃中的國防重要產業的振興，以便一旦有事之日，在日滿、華北的範圍內，使重要資源得以自給，同時謀求平時國力的飛躍發展，確立指導東亞的實力。”［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軍需動員〈1〉計劃編》，朝雲新聞社，1967年版，第591頁。＇

1937年6月，陸軍將該計劃提交內閣討論批准，但是，這一事關日本總體擴張戰略的計劃卻由於侵華戰爭的影響而遲遲不決，一直拖到1939年1月17日，才在內閣會議上以《生產力擴充計劃》為名確定下來。日本內閣三長官，對這一重大計劃的拖延作了解釋，其中企劃院總裁指出，該計劃難產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要產業擴充用的物資極不充分，所以不能著手實施。［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軍需動員〈2〉實施編》，朝雲新聞社，1970年版，第141頁。＇　而物資問題直接源於侵華戰爭的巨大消耗。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蘇兩國分別以對方為敵手，加緊擴充在遠東的軍備，以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然而，侵華戰爭卻使日本的對蘇戰備受到嚴重削弱。由侵華戰爭而加劇的日本對蘇軍備的嚴重不足，極大地削弱了日本對蘇的強硬立場。在1938年夏的張鼓峰事件和1939年春夏的諾門坎事件中，日本都因侵華戰爭的掣時而被迫對蘇作出讓步。

總之，經過15個月的戰爭，日本朝野感到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已經破產，單憑武力無法征服中國，侵華戰爭已經對日本內外經濟政治造成巨大影響，併成為日本實現其世界戰略的沉重包袱。有鑑於此，日本被迫對既定的侵華方針作出重大調整。

二、日本侵華方針的變化要點採取政略進攻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

戰爭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強大，採取了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速戰速決的方針。1937年12月攻佔南京後，日本狂妄宣稱“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企望以武力迫使中國屈服。

武漢會戰前，日本戰略進攻的能力已經衰減，中國戰場的持久態勢漸趨明朗。面對這種狀況，日本軍政上層圍繞軍事打擊為主的方針的作用及其侷限性產生了激烈爭論。石原蕪爾認為當局者“徒然強調積極作戰，過於相信武力的優越，他們不理解中國事變持久戰的根本含義，置兵於絕境，耗盡了國力。”［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吏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第119頁。＇

日本軍部也從實際的戰爭過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強烈要求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負責經濟動員的一些部門則從經濟困境的角度提議另謀解決事變的途徑。

於是，武漢會戰後，日本被迫將原有方針改變為政略為主、戰略為輔的新方針。

1938年10月21日，內閣會議在《關於時局的處理方案》中表示，“國民中只管依靠武力工作解決事變，希望迅速完成武力工作，並以此作為事變結束的傾向是令人擔憂的”，提出“今後，不僅要用武力，更要傾注政治、經濟，文化等國家的總力，向建設新中國邁進。”［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2〉，朝雲新聞社，1976年版，第464頁。＇

1938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