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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兵連禍結，則抗戰團結之大業勢將破壞，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電文歷數了自5月以來，邊區周圍友軍，不斷向八路軍進逼，八路軍一再退避的事實，指出邊區的形勢自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後，“河防大軍，紛紛西調，糧彈運輸，絡繹於途，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大舉剿共。”對此形勢，“謹電奉陳，敬乞明示方針。”＇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頁。＇　要求蔣介石立即制止進攻邊區的反共陰謀。

7月6日，陝甘寧邊區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致電包圍陝甘寧邊區的20個國民黨將領，呼籲“當此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際，團結則存，分裂則亡，宋明覆轍，不容重襲。”＇《坑戰時朝國共合作紀實》下卷、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頁。＇

中國共產黨在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的同時，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的準備。各縣自衛軍枕戈待命，延安所屬分割槽緊急備戰，各部隊調住前線，第358旅從晉北調往邊區南線，第359旅也作了反頑進攻的部署。為了進一步應付內戰的爆發，7月9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我已調晉西北四個團渡河南開準備作戰，晉西北現僅留六個小團，頗為空虛，同時事變有可能發展至兩黨破裂，我黨不能不事先有所籌劃。如至那種局面，擬實行前年春季所定計劃，從五臺、太行抽調十個大團（約兩萬人）西開應變。”＇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頁。＇

由於中國共產黨及時揭露和軍事上的充分準備，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計劃。7月10日，蔣介石令胡宗南停止進攻陝甘寧邊區。11日，蔣、胡均電告朱德說：“無意進攻，純屬誤會。”12日，胡宗南下令開始澈退兩個軍部及一個師。這樣，蔣介石集團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戰爭陰謀。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解放區軍民反擊國民黨反共磨擦的同時，對蔣介石公開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鼓吹專制獨裁理論，攻擊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中共中央決定由劉少奇親自組織領導開展對《中國之命運》的批判，以進一步肅清蔣介石散佈的獨裁主義思想的影響。參加會議的有陳伯達、艾思奇、范文瀾、王學文、何思敬、齊燕銘、陳唯實和呂振羽等。

在劉少奇的具體領導下，在1943年的七、八月間，中國共產黨以延安的《解放日報》為主要陣地，發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毛澤東的《質問國民黨》，王稼祥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范文瀾的《誰革命？革誰的命？》，呂振羽的《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駁蔣著〈中國之命運〉》等等。《解放日報》

還發表了許多社論，如《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根絕國內的法西斯宣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等等。這些文章和社論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全面批判了國民黨的反動思想和政策。

中國共產黨透過批判《中國之命運》，在理論戰線上打退了國民黨的進攻，使蔣介石國民黨在政治上進一步陷於被動和孤立。在陰謀敗露、形勢被動的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停止進攻陝甘寧邊區的軍事行動。9月13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承認中共問題“為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頁。＇

在中國共產黨有力的反擊下，蔣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傑、邵力子找董必武會談，提出雙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無意對邊區用兵，主張政治談判解決問題。中國共產黨從對頑固派鬥爭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出發，於10月6日發出指示：6日起，《解放日報》及新華社一切揭露國民黨稿件暫時停止，風平浪靜以示緩和。至此，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徹底地被制止了。

二、1944年的國共談判

還在1943年春，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時，蔣介石就提出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談判。由於蔣介石是想借共產國際解散之際，企圖透過談判“解散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所以中國共產黨對其提議未予理睬。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後，中國共產黨鑑於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局的發展，為了團結和集中全國力量抗日，並準備對日反攻，決定繼續與國民黨談判。

194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