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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協定。＇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頁。＇

在這個宣言的影響下，全國廣大工人、農民、學生、商人和各民眾團體、愛國人士、海外華僑，都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民黨將領蔡廷錯、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傅作義、徐永昌等分電蔣介石，請纓抗日。胡漢民在香港發表對時局意見，指出：“榆關守否為華北存亡所關，中國安危所繫。”“今日只問抗日方面有何進展，如旁及其他，不但無意思，亦且無意義。”＇天津《大公報》1933年1月6日。＇

著名愛國人士宋慶齡亦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以全國軍隊的80％以上開赴抗日前線、人民應全部武裝、人民的民權應立即恢復和停止對蘇維埃區進攻等四項抗日要求。政治學者王造時主張將“攘外必先安內”改為“安內必先攘外”，指出：“只有決心抗日，只有積極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內的辦法。”北京大學教授丁文江，也在《獨立評論》雜誌上發表《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呼籲“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預備積極抵抗日本”。＇《獨立評論》第35期，1933年1月5日。＇

不僅如此，世界輿論也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滿。國民黨政府駐國聯代表顧維鈞從日內瓦回電稱：各國代表都認為，中國無力抵抗，各國亦無能為力，唯有一面陳訴於國聯，一面“盡力抵抗，以示我決心，而壯國聯之氣”。＇羅文幹致張學良電，1933年1月1日，《革命文獻》，第38輯，臺北版。＇

在國聯報告書被透過後，顧維鈞等在給南京政府的另一封電報中說：“報告書的透過達到了我國向國聯呼籲的主要目標，並給我方以行動之自由。但如我國不決心依靠自己行動來堅決捍衛我領土，則其價值即將消失，而歷時十七個月之外交努力亦將完全付之流水。”＇《顧維鈞回憶錄》第2卷，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