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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們，我是毛主席著作編委會的主任。”少奇的話噎得造反派啞口無言。他們只得把少奇趕走，單鬥我一個人。1967年元旦以後，造反派幾次來批鬥、質問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問題時，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維護黨的利益。看到許多老幹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說：“這些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這樣搞損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我可以承擔全部責任，接受任何處理。1967年1月上海奪權的“一月風暴”以後，少奇同志明顯地消瘦了。不知為什麼，報紙上批判經濟主義，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後說：“現在批經濟主義是什麼意思？我早就不過問中央工作了，為什麼又同我連上？如果是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回鄉種地嘛！早點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人民少受損失。”1967年1月13日夜裡，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還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少奇回答說：“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具體推薦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劉源：大概就是那段時間，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兒毛毛在路上遇見亭亭，對她說：“毛主席找我爸爸談話了，要他‘為革命當黑幫’。”亭亭回家在吃飯的時候對爸爸媽媽說了，我也在。媽媽不大相信，追問亭亭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家是那樣說的嗎？爸爸說了一句：“她哪兒編得出來？”王光美：這期間，少奇同志對我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還說：“主席的偉大，不僅是在關鍵時刻，他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更重要的是有些設想暫時辦不到時，不堅持己見。”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儘管形勢這麼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我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大約1月16、17日，中南海電話局的人來到我們家裡，要拆少奇同志辦公室的電話。這部電話是少奇同志同周總理、黨中央聯絡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氣，不讓他們拆，堅持要得到總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來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來了兩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電話強行拆去。在電話被撤的前兩天的深夜，總理給我打電話，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我一聽是總理，很感動。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報上，汙衊朱老總和陳雲、小平等同志，語言不堪入目。回家後我講給少奇同志聽，並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著拿起安眠藥瓶向少奇示意。他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主席說過，羅長子要不是自殺，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嚴重。”直到這時，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劉源：有一陣子，是我去醫務室為爸爸媽媽取藥，包括安眠藥。爸爸媽媽每天都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較大，但醫務室不多給，總是不夠。有一天媽媽開了個單子，讓我到街上買藥，大概有五六種，其中也有安眠藥，舒樂安定之類。我去了同仁堂等幾個藥店，還是沒有買齊，只買到三種。但安眠藥倒是買來了，一共6瓶，回來交給了媽媽。那時我和郝苗叔叔住一個屋子，飯後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說起上街買藥的事。郝苗問買什麼藥，我說安眠藥最多，6瓶。郝苗一聽大驚，責備我說：“你怎麼幹這傻事呀？”我愣了，說：“我怎麼啦？”一時沒醒過神來。等我明白後，嚇了一跳，立時覺得渾身發麻，趕緊跑去向媽媽要藥。媽媽明白了我的意思，說：“爸爸媽媽不會走那條路的，你放心。”可我還是不幹，堅決要求把安眠藥拿回來，我說：“藥我拿著，你們要，我隨時給。”黃崢：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還講過，九大時還要選少奇同志為中央委員。可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根據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後，處理劉少奇問題的大權逐漸被江青一夥所控制。毛主席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報揭發少奇吹捧電影《清宮秘史》，說少奇講過這部電影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看到後，於3月28日給毛主席寫了封信，回憶當時看這部電影的經過，說明自己根本沒有講過“《清宮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