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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們,我是毛主席著作編委會的主任。”少奇的話噎得造反派啞口無言。他們只得把少奇趕走,單鬥我一個人。1967年元旦以後,造反派幾次來批鬥、質問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問題時,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維護黨的利益。看到許多老幹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說:“這些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這樣搞損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我可以承擔全部責任,接受任何處理。1967年1月上海奪權的“一月風暴”以後,少奇同志明顯地消瘦了。不知為什麼,報紙上批判經濟主義,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後說:“現在批經濟主義是什麼意思?我早就不過問中央工作了,為什麼又同我連上?如果是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回鄉種地嘛!早點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人民少受損失。”1967年1月13日夜裡,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還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少奇回答說:“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具體推薦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劉源:大概就是那段時間,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兒毛毛在路上遇見亭亭,對她說:“毛主席找我爸爸談話了,要他‘為革命當黑幫’。”亭亭回家在吃飯的時候對爸爸媽媽說了,我也在。媽媽不大相信,追問亭亭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家是那樣說的嗎?爸爸說了一句:“她哪兒編得出來?”王光美:這期間,少奇同志對我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還說:“主席的偉大,不僅是在關鍵時刻,他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更重要的是有些設想暫時辦不到時,不堅持己見。”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儘管形勢這麼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我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大約1月16、17日,中南海電話局的人來到我們家裡,要拆少奇同志辦公室的電話。這部電話是少奇同志同周總理、黨中央聯絡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氣,不讓他們拆,堅持要得到總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來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來了兩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電話強行拆去。在電話被撤的前兩天的深夜,總理給我打電話,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我一聽是總理,很感動。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報上,汙衊朱老總和陳雲、小平等同志,語言不堪入目。回家後我講給少奇同志聽,並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著拿起安眠藥瓶向少奇示意。他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主席說過,羅長子要不是自殺,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嚴重。”直到這時,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劉源:有一陣子,是我去醫務室為爸爸媽媽取藥,包括安眠藥。爸爸媽媽每天都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較大,但醫務室不多給,總是不夠。有一天媽媽開了個單子,讓我到街上買藥,大概有五六種,其中也有安眠藥,舒樂安定之類。我去了同仁堂等幾個藥店,還是沒有買齊,只買到三種。但安眠藥倒是買來了,一共6瓶,回來交給了媽媽。那時我和郝苗叔叔住一個屋子,飯後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說起上街買藥的事。郝苗問買什麼藥,我說安眠藥最多,6瓶。郝苗一聽大驚,責備我說:“你怎麼幹這傻事呀?”我愣了,說:“我怎麼啦?”一時沒醒過神來。等我明白後,嚇了一跳,立時覺得渾身發麻,趕緊跑去向媽媽要藥。媽媽明白了我的意思,說:“爸爸媽媽不會走那條路的,你放心。”可我還是不幹,堅決要求把安眠藥拿回來,我說:“藥我拿著,你們要,我隨時給。”黃崢: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還講過,九大時還要選少奇同志為中央委員。可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根據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後,處理劉少奇問題的大權逐漸被江青一夥所控制。毛主席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報揭發少奇吹捧電影《清宮秘史》,說少奇講過這部電影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看到後,於3月28日給毛主席寫了封信,回憶當時看這部電影的經過,說明自己根本沒有講過“《清宮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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