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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來，威脅說要把我的話記錄在案，今後算總賬。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大聲說：“記就記，我說的，怕什麼！‘懷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組搞的，更不是劉少奇搞的。我沒有‘懷疑一切’這個思想，劉少奇也沒有這個思想。”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大罵我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頂他們說：“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共產黨員。”“如果你們擺事實講道理，就讓我把話說完。毛主席說：好話，壞話，反對的話，都要聽，要讓人把話講完。你們要是不擺事實講道理，那我就不講了，你們鬥吧！”造反派將我拉到大操場。中央通知我是來檢查，可會場上完全是批鬥，自始至終不讓我講一句話。整個場面極為混亂，吵吵嚷嚷的，我什麼也沒聽清。我在批鬥會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幹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臺子上陪鬥，心裡難過極了。批鬥會後，造反派將我押回房間裡，又審問了兩次。周總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們從我家裡抄去的衣物。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多老同志同時陪鬥，憂心忡忡，心裡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4月14日，少奇同志向“南海衛東造反隊”交出一份書面答辯。他們把少奇的答辯抄成大字報，貼在中南海院裡，將原件上交併寫了彙報。這份大字報兩個小時後就被人撕掉。幾天後，傳達了毛主席的話：以後不要搞面對面的鬥爭。此後，“南海衛東造反隊”沒有再當面批鬥。林彪、江青一夥也藉此剝奪了少奇同志發言和申辯的機會。4月15日和20日，我抱著一線希望，先後給毛主席寫了兩封信。我在信中敘述了參加清華大學工作組和4月10日批鬥大會的情況，對造反派的種種汙衊作了申辯。對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氣地說：“我決不是壞人，劉少奇也決不會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後，沒有得到任何迴音。毛主席有沒有看到就不知道了。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批判少奇同志的名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鑑於造謠、辱罵和黃色謠言風行一時，少奇同志看到這篇文章後，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歡迎擺事實講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麼嚴厲都歡迎。那些天，我忍不住對少奇同志抱怨：“這兩年你常生病，我讓你休息，你老說‘時間不多了，更要抓緊’，拼命工作，卻弄到這個下場。”少奇說：“怎麼也不行。陳雲同志休息幾年了，還不是一樣不放過。”6月初，為少奇同志做飯的廚師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後來，另一名廚師也被勒令離開。這樣一來，身邊工作人員更不敢對我們留情。劉源：逮捕郝苗同志，完全是江青一手製造的。她為了把我母親打成特務，就誣陷郝苗是國民黨勵志社成員，說王光美有意把他調來傳遞情報。他們說郝苗利用到供應站買菜的機會，透過羅榮桓同志家的工作人員小陶，把情報送出去。整個一個荒唐透頂！小陶是羅帥夫人林月琴同志的侄兒媳婦，丈夫去世後在羅帥家料理家務。郝苗和小陶都經常到供應站領東西，比較熟悉，有一些來往。這麼點事竟被江青一夥利用上了。還有就是平平外出串連，向郝苗要了些糧票和飯錢，被說成是支援劉少奇子女外逃。其實我們家的伙食費、糧票就是郝苗管的，外出串連要吃飯，不向他要向誰要？江青為了陷害我母親，還不惜枉殺無辜。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和他的夫人袁紹英，莫名其妙受到株連。楊承祚曾在原輔仁大學當教授，是從美國留學回國的，當年住在舊刑部街，每天騎腳踏車上班。我母親也從舊刑部街騎腳踏車到輔仁大學上學，有時路上碰見，這樣就認識了，和他們夫婦有一些來往。總共就這麼點兒關係。可江青一夥竟大做文章。他們先是將楊承祚夫婦打成美國特務，然後要楊承祚指供王光美是特務。楊承祚當時已身患重病，很快被殘酷迫害致死。還有一個叫張重一的老同志，是河北師範學院教授，受株連的原因更是荒唐。張重一1944年在輔仁大學當過代理秘書長，但我母親和他沒有來往，連話都沒有說過。就因為張重一認識楊承祚，楊承祚認識我母親，被專案組列為重點審查物件。張重一當時已是肝癌末期，時不時昏迷，隨時可能死亡。可專案組竟對這樣一個垂死的病人也不放過，對他突擊審訊21次，最後一次連續審訊15個小時至深夜12點，兩個小時後張重一慘死在病床上。特別法庭審訊江青的時候，法庭作為證據放了一段專案組審訊張重一的錄音。他已經神志不清，一會兒說王光美是男的，一會兒說是壞人，一會兒又說是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