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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可以趁機活動活動身體。同後來相比，二樓這間牢房的條件還算是好的，比較乾淨，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那時過年過節還能吃到帶肉餡的包子。估計在這裡住了大約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將我轉到一樓的一間破舊牢房。各方面條件明顯降低，牢房陰暗潮溼，牆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黴溼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說了。有一陣子忽然要我洗床單，有時一天洗十幾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涼水洗。給我洗床單用的木盆很大，廁所的小門進不去，洗的時候只好用一個小盆在廁所裡接水，一點一點地舀到大盆裡，洗好了再一點一點地倒回去，來回折騰。儘管洗床單很累，我還是高興，總比老在床上坐著好，可以利用出門曬床單的機會活動一下，等於延長了放風時間。劉源：我母親住的那間牢房，聽說後來關過袁庚同志。這是1979年初我母親從秦城監獄出來後住在翠明莊，袁庚同志來看望時講的。袁庚同志原先是東江縱隊的情報部長，解放後仍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有經驗。“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關在秦城監獄，整天沒事，就琢磨。他根據牢房裡掉在地上的頭髮，有白的有黑的，反覆推理分析，推斷出這間屋子裡此前關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區，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業區工作。其間他邀請我母親去參觀訪問，又說起這事。王光美：後來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氣有所鬆動，把我轉到復興醫院檢查身體。沒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監獄，搞不清是怎麼回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時候，監獄裡把我們轉移到附近的一個院子，住在簡陋的防震棚裡。那陣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積水，兩腳就經常泡在水裡。那時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曬，帳篷裡像蒸籠。一到晚上，又到處是蚊子。我常常用報紙捂在臉上，以阻擋蚊子的襲擊。我在秦城監獄12年，絕大部分時間枯坐牢房無所事事，漫長難熬。沒事時，就老琢磨牆上不知什麼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關在這裡的是什麼人，當然是不得要領。沒事還老盼望提審，因為提審可以有機會說話。有時我老猜左右房間關的是什麼人，有幾次零星聽到一點聲音，覺得好像旁邊關的是嚴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在那些日子裡，我經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後留給我的這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相信黨和人民總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歷史總會恢復它的本來面目，決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難，也要堅持活下去。少奇和我被關押以後，遲群向警衛二中隊宣佈說：“你們現在的任務變了，不是保衛，而是監視。”這樣一來，警衛戰士、醫生、護士和辦公室工作人員都自身難保，生怕被說成喪失立場。他們受到的壓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還是儘量照顧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謝！有些受矇蔽的群眾，對少奇同志有過火行動，我能諒解。他們是執行者，責任不能由他們來負。當時，他們在看管少奇問題上各自向上寫報告，並且互相監視。那段時間少奇瘦得皮包骨頭，吃飯、穿衣、行動都很困難，有誰敢去幫助他？少奇得了多種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療。有時來個大夫敷衍一下，還要先批判。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開封。11月12日，少奇在開封含冤去世。這一段的前後經過和少奇的情況，中紀委的同志已經調查清楚。你在《劉少奇一生》等書裡也寫了。我就不再多談了……實在太慘啦！少奇受到的不僅是物質生活上的折磨，更嚴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為了黨的利益，“文革”開始時，少奇同志總是主動承擔責任，開脫別人。後一段，他努力想使幹部早點解放出來，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當時，少奇同志面對的是他所熱愛的群眾，他不能與之對立；對他愛護的幹部不能說好，對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罵。看到黨和人民受到災難，他無能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後這一段，是最嚴酷的考驗，最艱苦的鬥爭。對於一個終身致力於建設一個好的黨的共產黨員，讓他活著知道自己被永遠開除出黨，太殘忍了！這種精神上的折磨是最難以忍受的。僅是少奇晚年這一段的表現，也足以證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少奇同志自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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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1）

黃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黨和人民終於徹底推倒了強加在少奇同志身上的種種罪名，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王光美：黨內外的許多幹部群眾，早就對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表示不滿。在“文化大革命”進行過程中，就出現了很多為少奇同志鳴不平的人。共產黨員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