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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在安源的工作。按現在黨史記述，少奇22歲從蘇聯回國，受毛澤東委派到安源參加李立三同志領導的工人運動。作為全國革命低潮中“碩果僅存”的成功工會領導者，他勇敢地承擔起重擔，使各方面的工作卓越而穩定地開展起來，並把我黨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第一所黨校、第一支工人武裝、第一個消費合作社搞得有聲有色，還發展、掩蔽和培養了大批黨員幹部。那幾年，安源的黨員數量，最多時佔到全黨的1／3除了一些史料外，###的文章也說了這個比例數字，見《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10頁。另外，羅章龍曾著文提及：安源黨員最多時佔全國總數一半以上。小小的安源，是我黨早期革命的搖籃，在黨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小莫斯科”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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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與君同舟風雨無悔（2）

回憶那一時期的自己，少奇卻是這樣說的：

那時，我剛從莫斯科回來。在蘇聯住了抗大式的學校，學了點馬克思主義，只學八個月，就算從西天取經回來，經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長沙。那時，毛主席在這裡。沒有幾天，就叫我去指揮粵漢鐵路的罷工，粵漢路車已停了。中央來了緊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錢買汽車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鐵路的火車，跑到安源。沒幾天就罷工，一罷工之後，李立三被通緝，工人把他藏起來，所有黨員都躲起來了，只剩我一個。人也不認識，什麼也不清楚，罷工中有各種問題發生，我有什麼辦法呢？還不就是聽工人的，他們叫我怎麼辦就怎麼辦，就是他們在那裡領導我，哪裡是我領導他們。當然�NFDA1�，他們說怎麼辦怎麼辦，我也是經過一番考慮，有一些我也沒采取，有兩種意見的、三種意見的，我也綜合一下劉少奇：《在湖南省直及地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8月10日。

簡短數言，謙虛無華，親切實在，從不突出自己，把自己融化在組織中、群眾中，這就是少奇。

對於自己領導的工人運動，少奇常常從汲取經驗教訓來反思。他講過安源一段有趣的往事，提出非常發人深省的問題：

我們在幾萬工人中，有絕對無限的信仰，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稱工人為“萬歲”。工會有最高的權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揮當地警察及監獄等。即使這樣，工人還是不滿足，還要更前進：（1）要求增加工資，但實際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動將每日工作減至四小時，很多工人自由曠工，這就使生產減一半；（三）工人不聽管理人工頭指揮，許多地方要危害產業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擴大工會權力，審理

非工人，管理非工人範圍的瑣事。

當時在“二七”事變以後，全國各地工會均遭解散，這一個工會很孤立地巋然存在，如海中孤島，整個形勢要求工會的方針暫時退卻與防禦。然而工人還要求進攻，這種情形將我苦悶欲死。

為了忠實於工人長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釋不清，無法只得在會議透過後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結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糾察隊衝突。李立三親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離開礦山。我批評工人不要過分，工人要打我，說我被資本家收買，氣得我很難受。也正當我與工人發生裂痕時，敵人進攻，準備武力解散工會。我們立即與工人在一起，動員工人抵禦了這種進攻，工人完全勝利。然而問題還是如此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6日。

一個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悶躍然紙上。這個問題伴隨少奇直到五六十年代，自然他已是老革命家了。

倒是在“文革”中，大量汙水潑向少奇，為了辨明真相是非，我才聽到他講述一些過去從不談及的光輝業績。

記得有一次，紅衛兵小報上“揭發”少奇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對抗黨中央，擅自勾結英帝國主義，解散工人武裝，出賣革命，稱為“武漢繳槍事件”。我把這報紙給少奇看，他講起在那如火如荼的年代中，英勇鬥爭的往事。

1926年10月，少奇到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經短短几個月夜以繼日的工作，全國工會組織取得空前的大發展。

1927年1月3日，英國水兵槍殺江漢關民眾，製造了“一·三慘案”。少奇得報，立刻趕往現場，後即帶領工人糾察隊到英租界巡捕房，代表各界民眾提出強烈抗議。當夜，少奇通宵主持總工會緊急會議，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