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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倆在美國見了面。199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我國有關部門邀請光復回國，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大會。光復作為抗日老戰士的代表，坐在紀念大會的主席臺上。###主席和他親切握手。這次他回國參加活動，是解放軍空軍接待的。2005年9月，我國隆重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光復再次受到邀請，回國出席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紀念大會，聆聽###主席的報告。讓光復特別感到興奮和榮幸的，是他作為抗戰老戰士的10名代表之一，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主席還親自給他頒發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章。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對他知道得比較多了，我也不多介紹了。他曾多年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兄弟姐妹中，我和光英是來往得最多的。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會那年生的。當時我父親正好在倫敦，接到家裡打來電報，說我母親生了一個男孩。他觸景生情，就取名為光英。兩年之後，我父親在美國參加華盛頓九國會議，又接到一個電報，說這次生了一個女孩。他又觸景生情，給我取名為光美。其實我還有一個字，叫心綺。

我家同共產黨的關係源遠流長（3）

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英（20世紀90年代）。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捱得最近，只差兩年，所以從小我倆一塊上學、一塊放學，老在一起。光英喜歡彈鋼琴、唱京戲，喜歡看球賽，還當過啦啦隊隊長。他的朋友最多，經常帶著一大堆人到家裡來。舊刑部街28號我們家的房子，就租給了光英的一個同學宗德純。光英大學畢業後到天津辦廠，就是和這位宗先生合夥的。

在天津，光英認識了輔仁大學教育系女生應伊利，兩人開始談戀愛。當時應伊利還沒有畢業，光英就又回到輔仁大學化學系讀了一年研究生。他倆是1942年結婚的。等應伊利畢業後，兩人又一起到天津辦廠。工廠的名字叫近代化學廠，聽起來挺有氣派，實際上工廠很小，生產些化工原料。我記得家裡為支援光英辦工廠，還給了他幾根金條。金條哪來的呢？當時社會經濟蕭條，物價波動很厲害，紙幣一天天貶值，而我們家那時已經沒有穩定的收入，於是就把多餘的房子全賣了，換成金條，用以應付家庭生活和供我們上學。光英那時也積極尋找機會，想到延安參加抗日鬥爭。1944年，崔月犁同志約他談話。記得會面地點是在北海公園大門裡往東走的湖邊上，那裡綠樹成蔭，沒什麼遊人，適合單獨談話。光英見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興，一見面就開門見山說：“我想請你介紹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笑著說：“你不是已經在天津辦了化工廠了嗎？”光英說：“那是為了謀生找出路，但我認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崔月犁同志卻耐心告訴他：革命是多一個人好，但就你的具體情況，到了延安，恐怕黨還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開，為共產黨做生意，不也是為革命作貢獻嗎？聽了崔月犁同志的勸告，光英留了下來。我有4個妹妹，除了前面說過的光和、光平，還有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家政系。我三嫂嚴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紹給自己的表弟盧莊吉。盧家也是天津的大戶人家。天津的幾大家互相都有親戚關係。全國解放後，光中想參加工作，但盧家規矩多，不讓兒媳婦出來。後來光中就離婚了。她喜歡小孩，心地善良，照顧孩子特別細心，縫縫補補的事都會。那時我母親正要創辦“潔如託兒所”，就讓光中來幫忙。我母親任所長，光中任保教主任，具體負責託兒所的工作。一開始我母親也沒有想到要辦託兒所。起因是我生了女兒平平以後，自己沒有時間帶，就交給我母親帶。那個時候幹部們工作都很忙，聽說我母親這裡可以帶小孩子，紛紛把自己的小孩送過來，這樣越送越多，就辦起來了。當時收養小孩沒有年齡限制，有不少是不滿週歲的嬰兒。許多同志義務到託嬰所幫忙。我記得顧雅美同志常來指導兒童醫療，後來她是兒童醫院的院長。北京師大第二附小校長王靜同志的孩子也在託兒所，他本人就常在業餘時間義務為工作人員補習文化知識。漸漸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後來他倆正式結婚了。60年代，他倆都調到山西大學工作。70年代末，光中調回北京，任北京西城區嬰幼兒童保教實驗院院長，並擔任西城區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協委員。她還榮獲全國婦聯、全國兒童少年協會頒發的“全國優秀保教工作者”光榮稱號。可惜，她在1989年患腦溢血去世了。妹妹光正出生時，有人送了我母親一對玻璃花瓶，所以給她取了個小名叫雙瓶